6月13日，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操场上，戒毒人员正在整队准备做操。

新京报消息，凌晨4点5分，有人来敲值班室的门。

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下称女所)的干警马丽醒了，但还有点儿恍惚。已经在戒毒所工作了17年的她知道，又“来活儿了”。

对吸毒人员的收治工作就从此刻开始。这次要收治的人，40岁出头，因为吸食传统毒品海洛因，在收治安检的过程中，她不断地打哈欠、流眼泪，“站着不舒服、蹲着不舒服，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摆个什么姿势才舒服”。但相比有些人毒瘾发作时的胡言乱语和躁狂，她的表现算是正常多了。

因为毗邻毒品产地“金三角”，禁毒形势严峻，云南收治的戒毒人员是其他一些省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目前有约3.4万人在云南省内15个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

近日，新京报记者探访了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和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一部分吸毒人员被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移送到戒毒所。高墙之内，这些人是吸食毒品的违法者，也是毒品受害者和病人。被收治的2年间，他们努力挣脱毒瘾、重建心理，期待回归社会。

6月13日，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未成年人大队，几名喜欢音乐的未成年戒毒人员正在弹琴唱歌。

艰难的生理脱毒期

郑西今年37岁。你问她，这是第几次来戒毒所了？

她那双大眼睛骨碌一下：“10多次、20次了，次数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郑西从1995年开始吸毒，当时14岁，上六年级。和朋友们在一起，她说感冒了头疼，朋友拿海洛因给她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吸食海洛因，郑西也吃麻黄素、冰毒，这些新型毒品对中枢神经的损伤极大。今年5月9日刚到女所时，她连走路都要两个人搀扶。

警官马丽形容她当时的状态：“流口水、反应很迟钝，你跟她说一句话，感觉声波像隔着十万八千里传到她耳朵里，就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一样。”

在云南省唯一专门收治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戒毒所，现在有戒毒人员1400多人，马丽最多一晚就收治过10个，“(收治时)不去刺激她们，她想蹲着就蹲着，觉得躺在地上舒服些那就躺着，等之后清醒一点了再来规范言行。其实等清醒之后，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

按照云南省的戒毒模式，吸毒人员被移送到戒毒所后，要经历的第一步是生理脱毒，生理上对毒品的依赖消除后，经过考核转入康复治疗阶段，期间他们要进行劳动康复、体能训练和心理矫治，最后转入回归适应期。整个流程下来需要2年，表现好的戒毒人员可以减期，但戒毒时间最短不少于20个月。

生理脱毒期，是吸毒人员的“艰难时间”。

24岁的徐婉有2年多的吸毒史，去年9月从工作的娱乐场所被收治进所。经过近9个月的生理脱毒和康复训练，她的体重从刚进来时的52公斤长到了60公斤。

头脑恢复清醒的徐婉说，想象不到自己刚进来时多恐怖，在生理脱毒期时发瘾，用头撞墙，撞出两个洞，忽冷忽热、出汗、头晕、站不稳、吐，过一会儿冷热又开始交替，“当时如果有人跟我说，你把那个人掐死我就放你出去，我会的，一点都不夸张。”

生理上的不可控是戒毒人员要经历的正常戒断反应。一名收治安检时情况还算正常的40多岁戒毒人员，马丽前几天去看她，“腹泻了好几次，裤子都换了8条。”

6月13日，云南省女子强制戒毒所，新进来的戒毒人员正在跳操。

违法者也是受害者

除了是有20多年吸毒史的“瘾君子”，郑西的另一个身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996年，她在一次检查化验中被查出携带HIV病毒，是共用注射器感染上的，有一次毒瘾发起来，来不及去买，用了别人的注射器。

在女所，和郑西一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30多人。考虑到身体条件的特殊性，女所的艾滋病戒毒人员每天要测3次生命体征，每天早晨9点和晚上9点分别服用抗病毒药物。

2014年，云南开始对患艾滋病的吸毒人员进行集中化专门管理。目前，云南省戒毒局在包括云南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下称五所)在内的15个戒毒所设立了8个艾滋病专管大队。

五所距离女所大概1公里，收治规模5000人，抵得上某些省份全省的收治量。五所的HIV专管大队，目前共有170人左右。

HIV专管大队的警察、三级警长王勇告诉记者，为了消除隔阂，HIV戒毒人员在日常作息和服装上与其他戒毒人员没有区别，“方便区分管理，只是衣服上的胸牌会标明是几大队。”

王勇1999年参加工作，从2014年五所设立艾滋病专管大队开始，他就管理着这里的特殊戒毒人员。“对艾滋病人集中管理后松了一口气，之前和普通戒毒人员放在一起，总担心会不会交叉感染，成立了专管大队会轻松一些。”

“轻松了一些”的王勇也经历过工作中的“危险时刻”。有一次进行完普通戒毒人员安全检查后，晚上下班时发现手上多了一个伤口，“就使劲想，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儿伤到的，这个时候很惶恐，挨个去翻监控录像，看完发现不是在检查环节上出的问题，这才放了心。”

3年多以来，五所的HIV大队共接收戒毒人员800多人次。王勇说，很多人是老面孔，基本上是家人不管、朋友不理，反反复复进来。

不仅是艾滋病，在全国近24万名戒毒人员中，患各类疾病的人占30%左右。云南的比例更高，在所的3.4万人中病残比例达60%，常见病还有肺结核、肝病、胃肠道疾病、心血管类疾病和精神类疾病等，有的戒毒人员多种疾病加身。

和戒毒人员患病率高的现状相比，目前全系统内医务人员只有281人，他们负责在所内巡诊，一旦戒毒人员在所内无法医治，还要在转移社会医院就医的过程中随诊。戒毒警察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他们一方面要从事戒治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格外注意戒毒人员的身体状况。

因为戒毒人员这些重叠的“身份”，云南省戒毒局副局长宋云奎把他们称为“违法者、受害者和病人”。

在戒毒所重回课堂

六月上旬正值南方雨季，昆明连续下了几周的雨，没有要放晴的意思。天好的时候，女所里康复期的戒毒人员可以到院子里活动活动，做操、唱歌，这有利于她们的恢复。

昆明的夏天到底是好看，戒毒所的路两旁到处开着小花，各种颜色的。女所离长水机场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总有飞机飞过天空。

下雨了，出不去门。上午10点半，警官李云就在教室里给戒毒人员们上课，这节课讲身体恢复方面的理论。讲到体重和饮食，李云问坐在下面的19个人：  “你们现在喝酒吗？”

“不喝。”

“在外面喝吗？”

“喝。”

“喝的多吗？”

“多。”

异口同声地答完，又异口同声哈哈大笑起来。

和其他戒毒人员不同，这19个女孩是未成年吸毒者，进所时16岁到18岁不等，这是《禁毒法》规定的可以适用强制隔离戒毒的年龄。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云南在全省设立了2个未成年戒毒人员大(中)队，女性未成年戒毒中队设在女所，目前共19人；男性未成年戒毒大队设在临近的云南一所，现有221人。

云南女所教育矫治科科长宋运香说，和其他戒毒人员相比，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时间更长。警察会结合自己的专长给她们上课，宋运香的课在每周四上午，她最近讲的是汉字演变，中间穿插讲授传统文化。

吴曦喜欢上这些课，说不上为什么，只是感觉上课时心情会放松一些。她没想过自己还能重回课堂。

去年12月12日被送到女所时，吴曦16岁，已经吸毒3年。2014年上初二，学校分班，她跟班上最调皮的一个女生分到同桌，两人一开始不讲话，但同龄的小女生慢慢总能玩到一起。女生带她去见朋友，“那两个人正在吸毒，喊她吸，她有点犹豫，但是吸了；他们又问我吸不吸，我当时特别特别犹豫，但又感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吸没事，那我就陪她一起吸。反正就是她做什么我也陪她一起做。”回忆起最初接触毒品的场景，吴曦低着头，说话声音又小又轻，怎么也脱不了那一脸稚气。

不少未成年人走上吸毒的道路。受人引诱沾染毒品，继而开始逃学、辍学、与家庭决裂。吴曦也是。为了买海洛因，她想尽办法跟亲戚借钱，把爸爸的酒和烟拿出去卖。

有次在家“吃东西”，被中途回家的爸爸撞见，吴曦被锁在家里。后来爸妈带她到别人家做客，上车时她独自跑掉，靠在批发市场或十元店批发了东西转卖给麻将室的阿姨挣钱，和朋友在外面租房子住，这样吸起来更方便。

那年，吴曦14岁。

戒毒？无数次想过。“清醒的时候站在镜子前，摸着自己的脸哭，哭到崩溃，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一定要戒，不能再吃了，但毒瘾发起来就不想了，瘾一发就没有人性、没有感情了。”吴曦说，自从吸上毒后，自己就变成了这样的“双面人”。

2015年到2017年，吴曦的爸妈带她去成都的医院戒过毒，又给她找过两所职中上学。在戒毒医院，她被各种针水和药物搞到没有记忆、大小便失禁，14天后放弃。在学校，晚上睡不着，每天熬到凌晨四五点，太难受了，又忍不住逃学、辍学，找朋友复吸。

去年12月，本应在昆明读书的吴曦跑回老家楚雄。在网吧，因为身份证显示是未成年人，她被送到派出所。警察许是看出了她的异常，给她验了尿，“第二天早晨我妈一来就跟我说，你要被送去戒毒了，2年。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向警察申请把我送到这里。”

刚进戒毒所时，身高1米6左右的吴曦34公斤，整整一星期又吐又拉，当时她最羡慕已经脱掉毒瘾的人，“如果有力气该多好，自己走路、自己做事”。

强制隔离戒毒半年，吴曦的体重增到了48公斤。家人会见时她告诉爸妈，自己学会洗衣服、整理内务了。

隔着玻璃墙，妈妈对她说：“要保持这些习惯，等出来后也要继续这样。”

反复进出的复吸者

吴曦想过出去后的事，从进戒毒所之后的第二个月就一直在想。

但她还是怕，想出去，又怕出去，因为不相信自己，怕回到原来的环境，又复吸。

对于走进戒毒所和要走出戒毒所的人来说，复吸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在业内，经过强制隔离戒毒之后不再复吸被称为“保持操守”，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增强，目前还没有全国层面的操守保持率和复吸率的权威统计数据。

提到“复吸率”，云南省戒毒局副局长宋云奎也常感到为难，“我们做过几次调查，找到之前戒毒人员进行回访，见面率达到50%，很多人见不到面，而能见到的这些操守保持得也是比较好的，复吸率没有那么高。”

根据去年国家禁毒委发布的《2016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截至2016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50.5万名，2016年全国查获的复吸人员达60万人次。

李乐原本在昆明一个小有名气的乐队做鼓手，大概10年前，他被同乐队的贝斯手“拖下水”，染上了大麻。去年12月进入云南五所，已经是李乐第四次被送进戒毒所。

近10年间，李乐复吸过三四次，间隔长的时候两三年，短则三四个月。在一次重大的演出前毒瘾发作，他和贝斯手跑出去找毒品，回来晚了，演出搞砸了，人也被乐队开除了。

出去后和朋友聚会，本来是喝酒吃饭，但总绕不过毒品，于是又吸在一起，“出去后想做什么？现在说都是空话，这个戒了就一切都有可能；戒不了，就什么都别想。”李乐说，这次出去后不打算留在本地了，想脱离之前的环境。

戒断就像“渡河”

到明年9月，王勇在戒毒所工作就满20年了，他跟一些戒毒人员聊过，为什么在戒毒所里2年好好的，出去又复吸了？

他自己总结了答案：“因为回到社会后没有人接纳他们，之前有一个戒毒人员的家人来探访，只有父母跟他说话，兄弟姐妹坐到一边，全程一句话都不说。那些能戒断的，往往是周围环境和家庭的接纳程度比较好的。”

提到这些年反复进出的面孔，王勇说，复吸不单是个人抵抗力差的问题，更是综合环境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些边境地区，毒品可获得渠道多，如果想真正戒断就要付出很多。

宋运香把戒断的过程比作“渡河”，从这岸到对岸，水里有各种危险，天气变幻莫测，如果足够幸运可能会顺利渡过去，但也可能中途被浪打翻，被重新掀回来，但重要的是，要记得目标是渡过这条河，借助各种力量渡过去。

宋运香说，戒毒所没办法帮戒毒人员选择出所后的朋友圈，要做的是让他们回到正常人的状态，告诉他们，正常的生活挺好的，你有能力这样过，“我们会设定情景，模拟怎么拒绝之前的毒友。能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正确的方向。”

在高墙内，康复期的李乐加入了所内的乐队，他是队长。每周有5天时间，他带着另外4名队员在五所二楼的活动室排练。

李乐坐在乐队最左边，打起鼓来沉稳有力。身旁的主唱唱起汪峰的《彼岸》：

妈妈，

不要为我伤心，不要这样难过，

我还在寻找生活，只是有些挫折。

(注：文中戒毒人员均为化名。)

原标题：脱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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