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日本将公布新年号。自1989年来已使用了31年的年号“平成”将在4月30日随着明仁天皇的退位完成其历史使命。来自2000多年前的中国年号制度仍在21世纪的日本以具有日本特色的表现形式延续，也可算得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奇观，从中也可窥见日本文化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森岛通夫写了一本书，题为《日本为什么成功》，将日本的成功归结为“日本思想道德+西方科学技术”。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文化是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不难发现，包括语言在内，“舶来品”和“土特产”的共存，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明治维新后，日本一方面不断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则从中国引进了“实录”记录皇帝言行的做法，使人们能够通过《明治天皇实录》《大正天皇实录》《昭和天皇实录》，了解天皇的日常生活。如今是否会继续编纂《平成天皇实录》，目前尚未确定。

除此之外，日本文化的这一特征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本土”的年号与“舶来”的公元纪年并行的纪年方式。年号虽然也是从中国“舶来”的，但落地日本至今已1000多年，年号的制定、使用和改换早已深深染上日本特色。而年号之所以在日本沿用至今，似乎也能说明，日本文化不仅本土与外来并行，而且也是传统与现代融合。

“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

历史上的“东亚秩序”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册封体制”，二是“朝贡贸易”。例如，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国王是由中国皇帝册封的。国王的正室也只能称“妃”，不能称“后”。另一方面，朝鲜长期和中国保持朝贡贸易关系。朝贡贸易的关键是“朝贡”而非“贸易”，强调的是两者的政治关系。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不同。除了日本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曾接受明成祖朱棣册封“日本国国王”并接受印玺外，日本统治者从未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16世纪末，明朝万历皇帝也曾欲“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国王”，遣使臣送去册封诏书。另外，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中日之间历时约一个世纪的“勘合贸易”，也并不属于“朝贡贸易”。

但是，日本属于“汉字文化圈”，则是不争事实。“汉字文化圈”有四大要素：一是汉字，二是儒教，三是佛教，四是律令制。

日本自创的文字曰“假名”，“假”意为“借”，“名”意为“字”。“假名”是相对于“真名”即汉字而言的。日本的儒教传自中国，但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所言，“日本的儒教和原来的儒教有天壤之别”。日本的佛教传自中国。但正如美国学者克雷格（A.M.Craig）所言，“佛教并没有作为一种完全形成的体系进入日本。佛教在中国的不断变化，作为一股股潮流，对日本构成持续不断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佛教一有新的宗派形成，随后就被传至日本。然而，日本奈良时代形成了奉鉴真为始祖的律宗等“南都六宗”。平安时代形成了以空海为始祖的真言宗和以最澄为始祖的天台宗。也就是说，传自中国的佛教，开始在日本有了自己的宗祖。镰仓时代，日本兴起了包括独创而非传自中国的日莲宗和净土真宗等五个宗。

不难发现，所有中国文化要素传到日本，都会“变异”。律令制传到日本，最明显的嬗变，就是日本不仅没有吸收作为律令制两大要素的科举制和宦官制，而且日本天皇没有“改朝”，只有“换代”。即便换代，也和中国迥然有异。

明治以前天皇有几个年号？

中国无论改朝还是换代，除了个别特例，都要“改正朔，易服饰”。根据对考古文物的分析，中国服饰制在周代已趋于完善。据《周礼·春官·司服》记载：“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 中国的服饰制遵循阴阳五行说：商朝是金德，“金气胜木，色尚白”；周文王当朝，“火气胜金，色尚赤”；秦朝属水德，崇尚黑色。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历时两千多年的服饰制才寿终正寝。但是日本不仅没有服饰制，而且从古至今主要推崇三种颜色：黑、白、红。

改正朔，“正”意为“正月”，“朔”意为“初一”。在中国，新皇帝登基后往往要“定制改元”，改正朔，也就是“改元”，即宣布新时代的开始。“元号”也称“年号”。日本新天皇登基改元，学自中国。

根据通行的说法，日本“元号制”的设立，始于645年“大化改新”。中日媒体都如此解释。所谓“大化改新”，即孝德天皇“改元大化”并推行一系列改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共同社2017年1月12日刊登的报道是这样表述的：“据称日本在公元七世纪中叶首次使用‘大化’年号”。所谓“据称”即并未确定。

事实上，当今日本史学家经过考证，对645年日本是否真的已开始使用“大化”作为年号，提出质疑。他们的理由是，唯一有“大化”年号记载的，是《帝王编年纪》中引用的“宇治桥断碑文”，其余所有文书、木简、金石文均记载，日本首个正式使用年号是“大宝元年”，即701年。在此之前均采用干支纪年。因此，“宇治桥断碑文”很可能是后世伪作。

在日本古代，年号多次中断。例如，孝德天皇650年改元“白雉”。654年孝德天皇驾崩后，年号中断了整整32年。天武天皇673年至686年在位，自登基后直至686年7月才定年号为“朱雀”，该年号仅使用了3个月，天武天皇就驾崩了。之后又经历15年的“年号空白期”。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古代，何时“改元”很不确定。查阅历史即可发现，一是新天皇登基后，经常沿用先天皇的年号，从而出现两个天皇共有同样年号。也就是说，经常出现一任天皇只有“半个年号”。例如，光仁天皇驾崩后，他的年号 “天应”为继位的桓武天皇沿用。后来，桓武天皇改年号“大同”，这个年号又为继位的平城天皇沿用。公元810年是日本的“弘仁”年，该年号既是嵯峨天皇的年号，也是淳和天皇的年号。这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皇帝自使用年号开始，每个皇帝都有自己专属的年号。

二是天皇在位时多次改元，形成一任天皇有几个年号。例如，1233年至1239年在位的西条天皇，有天福、天例、嘉祯、历仁、延应共5个年号。改元号最频繁的是江户时代末期在位的孝明天皇，即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1844年至1867年在位，有弘化、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应共7个年号。这倒与中国明清时代之前差不多，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喜欢改元的皇帝，其中最著名的大概要属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了，她在位期间一共使用了18个年号。

年号更迭的主要原因和规定

明治以前，天皇为何要在任内改年号甚至频繁改年号内呢？概括而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天降祥瑞”，尽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比较鲜见。例如，公元650年，有人在穴户国发现了一只白雉，呈献朝廷。孝德天皇问僧侣是吉是凶？僧侣深谙帝王喜听好话之理，答称这是“祥瑞之兆”。于是，孝德天皇敕令改元“白雉”（又称“白凤”）。

二是希望祛灾避祸，这是改年号的主要原因。例如，天保十五年（1844年）5月，江户城发生大火。当年9月2日，朝廷根据式部大辅菅原为定推荐的《书经》“二公弘化，寅亮田地”一句，改元“弘化”。1854年11月，不仅因“佩里叩关”（编注：即指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要求德川幕府开埠之事），外患步步进逼，而且禁里（皇居）御门发生火灾。为祛外患困扰，祈国泰民安，朝廷根据《群书治要》卷38“庶民安政，然后君子安位矣”，宣布改元“安政”。安政七年（1860年）3月初，由于发生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杀的“樱田门外之变”，日本再度取义《后汉书·马融传》“丰千亿之子孙，历万岁而永延”，改元“万延”。但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万延”年仅存在不到半年。翌年2月19日，朝廷取义《后汉书·谢该传》“文武并用，成长文久计”一句，改元“文久”。

1868年，在萨摩藩（鹿儿岛）和长州藩（山口县）为主的倒幕势力支持下，皇权迅速扩张，并最终迫使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即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在面临穷途末路时，审时度势，实行“大政奉还”，将权力交还天皇。明治天皇随后宣布“王政复古”，进而展开明治维新。

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后，改元“明治”。“明治”出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传》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同时，明治天皇规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为定制。”自此，年号与时代“合二为一”。在此之前，大和、飞鸟、奈良、平安时代，是以天皇所在地作为时代的名称。镰仓、室町、江户时代，则以幕府所在地命名，史称“武家时代”。明治以后，天皇的年号就是时代的名号，并延续至今。天皇因此与时代相始终。如日本著名文学家、头像曾印在一千日元上的夏目漱石，在他的著名小说《心》里面写到，“明治天皇驾崩了。明治时代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

二战以后“年号制”的巩固

二战以前，年号是根据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同年颁布、并与宪法享有同等法律地位的《皇室典范》第12条规定的：“即位后，立年号，一代之内不再更改，遵从明治元年之定制”。1909年又颁布《登极令》，规定“天皇即位后立即更改年号。在咨询枢密顾问后，敕定年号”，并“以诏书形式公布年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皇帝“晏驾”第二年更改年号，日本则是在天皇“大行”后立刻变更年号。因而皇位发生更替的那一年会出现两个年号。例如，1989年既是昭和64年，也是平成元年。

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实施，《皇室典范》一并翻新并于1949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其中并没有关于年号的规定。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向内阁总理大臣和众议院和参议院议长提出建议：“废除年号，采用西历”。理由是，年号不仅不合理，没有任何科学意义，而且没有法律依据，有悖于民主主义。 当年，参议院文部委员会审议了由议员提交的“年号废除法案”，但未获通过。

1975年3月18日，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围绕年号展开了一场争论。有议员提出，新《皇室法典》已没有关于年号的规定，《登极令》也被废除，年号的法律依据已不复存在。1977年，日本社会党拟议《年号废除法案》，而自民党则主张保留年号。最终，主张保留年号的意见占据主流并成为法律。

1979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年号法》，规定：“一、年号通过政令加以确定。二、年号仅在发生皇位继承情况时变更”。1979年10月又通过了《年号选定程序要点》，即由专家研究并提议；由两个汉字组成但不应是通俗用语；便于读写；从未被用作年号和天皇的谥号等等。同时强调，年号的选定“当顺应国民的理想”。之后，日本政府委托汉学家和儒学家诸桥辙次、安冈正笃、宇野精一，以及日本古代史专家坂本太郎，撰定新的年号。

1983年安冈正笃去世。由于逝者的提案不能使用，故政府又增加了中国史专家贝塚茂树。但是，1987年坂本太郎和贝塚茂树相继去世，日本政府又邀请中国文学专家目加田诚、山本达郎、日本文学专家市本贞次参与该项作业。“平成”就是依据《年号法》和《年号选定程序要点》，由这几位学者撰定、内阁决定的首个年号。

迄今为止，日本年号均取自中国古籍。但是“平成”谢幕后，新年号很可能从日本古籍中遴选。如此判断的理由，不仅因为日本政府已表示年号也可从日本古籍中择取，更因为这么做“顺应国民的理想”。在日本政府日益强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独立”的今天，“年号”也是显示“独立”的重要信号。

自平安时代（793—1192年）的白河天皇至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光格天皇，日本历史上不乏天皇退位成为“上皇”（若皈依佛门称“法皇”），由皇太子继位的先例，而明仁天皇生前退位，距之前光格天皇生前退位，整整相隔了202年。2016年8月8日下午，明仁天皇在希望生前退位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处在日新月异的日本和世界之中，日本的皇室如何将传统寓于现代、使之鲜活地融合于社会并满足人们的期待，对此我思考至今。”即将继位的德仁皇太子曾经表示，他将为皇室带来“新风”（new wind）。他将带来什么“新风”？

2009年11月，德仁皇太子的弟弟文仁亲王和纪子有了儿子悠仁亲王后，NHK进行的民调显示，赞成和反对女性继位的比率分别是77%和14%。德仁会否致力于修改《皇室典范》，使他和雅子妃的掌上明珠敬宫爱子能够继承皇位？是否会赞同取消令人感到不便的“年号”？如若不然，“新风”又如何体现？

原标题：扶桑谈丨源自中国的年号制度为何能在日本延续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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