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重庆嘉陵厂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1983〕7号文件，正式批准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一决策对重庆后来发展以及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大局影响深远。

中央降大任

重庆被推上全国城市经济改革前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由于城市生产社会化程度高，有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和纵横交错的经济网络；同时，城市提供的财政收入又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城市改革比农村要复杂得多。因此，城市改革必须先试点，再铺开。

当时，从重庆经济地位和实际条件来看，具有进行综合改革试点有利条件：（1）城市体量大；（2）工业基础好；（3）商流系统好；（4）资源丰富；（5）交通比较便利；（6）科教比较发达；（7）城市发展潜力大。

1978年，邓小平到四川视察时曾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为此，四川省委曾向中央打了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原省委领导人离开四川前夕到重庆指导工作，明确提出省里有什么权，重庆基本都应该有。1980年，四川省委决定在泸州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并派了100多人到泸州调研，原省委领导人认为泸州没有代表性，指示将重点转到重庆。

与此同时，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等也把改革的目光投向了重庆。他们向国务院建议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原则同意。1982年11月，经过在重庆几个月的调研后，他们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试点的几点建议》，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根据批示精神，重庆市委、市政府与国家体改委、四川省委、省政府多次交换意见，拟定《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呈送党中央、国务院。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1983〕7号文件，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辟为外贸口岸。自此，重庆作为中央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大城市，被推上了全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前沿。重庆这个前沿阵地的进展如何，对全国城市改革的全局具有重要影响。

穿裤衩搞试点

改革是势在必行，实在难行也要行

重庆搞改革试点，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存在着很多的限制因素和困难。

一是试点是在没有全面规划的情况下进行的。经济体制是一个纵横交错，很复杂的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改就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和总体设计蓝图。

二是试点是在全国全省原有体制基本未动的情况下进行的。要走出一个条块结合的新路子来，要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打开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三是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对重庆有多的照顾，而重庆自己又是大而穷。有人说：“重庆是穿着裤衩搞试点。”在这种情况下来搞改革，也是很不容易的。

重庆的改革是势在必行，又实在难行，实在难行也还是要行。改，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是有光明的前景；不改，困难就更大，而且没有出路。这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是一盘很不好下，很难下好，又必须把它下好的棋。

摸着石头过河

积极探索，各项改革试点卓有成效

尽管重庆搞改革存在着很多限制因素和困难因素，但是重庆市委、市政府以坚定的决心带领全市人民稳步推进改革，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1983年，永川专区和重庆合并后，重庆的辖区成了9区12县，面积2.23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的4%；人口1380万，占四川的14%；农业产值占四川的13%；工业产值占四川的29.39%；财政收入占四川的34.5%。这样大比重的农业和农村人口，在全国大城市中是没有的。为了把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优势都发挥出来，重庆采取了市管县，以城市来带动农村的方式。1983年农副产品的上市量增加17%，成交额增加14.7%。

企业联合改组提高生产效益。如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同市内和友邻专县的14家工厂企业，以及成都、贵阳、昆明三个手表厂联合经营，不仅使重庆钟表公司在三年时间里把山城牌手表的年生产能力从50万只提高到140万只，而且使原来只能生产零配件的成都、贵阳、昆明三个手表厂很快生产出“蓉城”牌、“筑城”牌、“春城”牌手表。

过去，在一个城市内有不少企业重复布点，设备和劳动力重复闲置的问题相当严重。全市的铸造、锻造、电镀和热处理厂点就有1500多个，大多数厂点的设备利用率只有50%左右，有的还不到1/3。实行就地就近组织专业化协作，不花投资或少花投资就可以很快收到效益。如重庆锅炉厂的铸造车间撤销后，由市里安排江北县二轻铸造厂定点给重庆锅炉厂协作供应铸件，使每吨铸件的成本由865元降为750元，降低了13.3%。仅此一项，重庆锅炉厂一年就可降低成本4.9万元。

进行“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一部分按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一部分则以调节税的形式上缴国家。改革工资奖励制度，职工工资采取浮动升级的办法。1983年先在重庆烟厂、重庆蓄电池厂、西南合成制药厂、市中区文化用品公司等单位进行了试点。职工普遍反映浮动升级的办法好，克服了过去存在的“调资以前挣表现，调资过后当懒汉”，调资以后出勤率反而下降的不正常现象，促使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后又在重庆特殊钢厂、红旗木箱厂等单位实行浮动工资试点。即把职工20%的工资拿出来和奖金、加班工资、夜班津贴捆在一起浮动。

有的改革不花投资也可以出效益。如过去航运体制条块分割得很厉害，把重庆港口码头分成为五个摊子。五个单位各守一摊，各自为政，经常发生船只压港，进不来，出不去，而另外的码头又空着没事干的现象。通过改革，打破条块分割状况，成立了重庆港口管理局进行统一管理。以前重庆港19年亏损1170万元，1983年初还计划亏损280万元。结果把管理体制一变，反而赢利102万元。长航也是亏损大户，年初计划亏损250万元，结果反而赢利822万元。又如出川的船只，过去只能在宜昌中转不能直航长江下游，从重庆到上海来回一个航程要39天。经过改革，直航上海，来回航程只要25天，全年多运出货物30多万吨，费用也减少了，确实是一改就灵。

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路子。一是军工和民用企业联合开发新产品。重庆嘉陵厂同市内外110个企业联合，利用既有的设备和能力，只花了不到1000万元的投资，三年时间就形成了年产15万到20万辆嘉陵摩托车的生产能力。那时嘉陵摩托加上建设厂的摩托，产量占全国的80%。二是为民用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如望江机器厂为重庆茶厂制造红茶叶烘干机，提高了色香味的等级，使重庆沱茶一举获得国际金质大奖。三是利用军工的技术和设备优势开发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影响的重点产品。如空气压缩机厂为石油部门研制出一种在海滩开采石油的特种车辆代替进口产品。

对外开放打开新的局面。1983年重庆开始有权直接出口，当年出口2844万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长，1987年达到2.23亿美元。重庆的产品销往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五年综合改革试点成效显著，重庆经济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旺盛时期。重庆的改革也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

重庆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不仅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还提升了重庆市地位，为重庆直辖市的成立创造了条件。由于综合改革试点中，重庆全面计划单列，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等配套措施，人们形象地把重庆这次改革称之为“经济直辖”。

俞荣新（感谢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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