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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华章，青春礼赞。同心向党，奔赴远方。
100年前，1922年5月5日至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举行。由此，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诞生了。
2022年5月10日，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共青团100年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国家富强接续奋斗的壮丽画卷，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伟大诗篇。
今日，上游新闻推出《百年芳华》——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特别报道，为你讲述百年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成立的往事，走进这段激情澎湃的岁月，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还保存着不少珍贵图片、史料，书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血与火中走来的历程，展示百年来中国共青团的历史贡献，上游新闻记者带你重温文物中的“百年记忆”。
今天，站在重庆朝天门远眺，正前方，雄伟的朝天门大桥宛如钢铁巨龙横卧大江之上；左侧，江北嘴CBD早已是高楼林立；右边，隔江的南滨路上新落成的重庆市规划展览馆正在讲述着大美山城的前世今生……也许，这正是100多年前从这里出发，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们所梦想的样子。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上游新闻记者前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从一件件珍贵文物、档案中，找出了共青团先驱们走过的路、留下过的功绩。100年前，他们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青春有为，强国有我！”
这张远涉重洋回来的团证不一般
这是一张橘红色的卡片纸，长11.7厘米，宽8.2厘米。正反两面刻印的文字表明了它的身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团证，落款时间是一九二五年。
1985年，在它问世整整60年后，团证持有人王邦倜的儿子王定柱将其捐献给重庆市博物馆（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其后，被认定为一级文物。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团证（正面）
虽说是钢板刻印而成，但这张团证上的字一眼就能看出是手写而成。正面用繁体楷书标有“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团证 王邦倜同志执照 执行委员会秘书林蔚 第340号 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二日于 seine”字样。
背面，则印着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第一章第一条。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团证（背面）
“它的制作、发证和使用都是在1920年代的法国，之后又跟着持证人王邦倜回到了中国。这就非常有历史意义和价值了。”5月的一个午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艾智科跟上游新闻记者讲起了这张特殊“团证”的故事。
从朝天门出发踏上看世界之路
时间回到1920年5月，位于夫子池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迎来新一批毕业生。除了来自四川广安的邓希贤（邓小平）名列其中之外，生于重庆铜梁县南郭乡（今铜梁区南城街道）十村的小伙王邦倜也是其中一员。
过去一年里，他们已经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完了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1920年8月27日，王邦倜和另外83名重庆赴法勤工俭学同学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客轮，告别重庆前往上海。9月1日，同学们乘上法国二等邮船“鸯特莱蓬”号，几番辗转，最终抵达法国马赛。
“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趟未知和向往并存的旅程。”艾智科说，王邦倜那一年刚好20岁。此时的重庆开埠已有30年，在进步思想的接受、传播方面已经走到了西南乃至全国的前列，“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根据上游新闻记者查询到的资料显示，1919年至1921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中，全国共有1500多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四川籍学生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在册者达472人，约占总数的1/3，居全国各省之首。而重庆籍学生（包括直接由渝赴法者）就有150人左右，又约占四川学生的1/3。
艾智科说，这一批青年正是当时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们一方面是希望走出去看世界，同时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怀揣着探索如何救中国的梦想。”
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张特别的“团证”的诞生。
特殊团证见证了意义重大的“旅欧”历史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王邦倜和同学们到达法国后被分往了工厂、农场、煤矿等地做散工、杂工。他们一方面目睹了工人无产阶级在当时的悲惨遭遇，同时又遇上了1921年法国的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学以救国”的梦想破灭。
“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同时，日常生活也需要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交流见闻、心得。”艾智科说，这样一来，新的组织呼之欲出。
刚好，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欧洲；1922年6月，赵世炎与周恩来等人发起成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
这，正是目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那张特别团证组织的前身。
△王邦倜
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会议正式决定加入前一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并将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两年后的1925年，王邦倜申请加入其中。同时，他拿到了那张流传至今的团证。
据档案记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中国共产主义党、团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存在的4年里，为中国革命集中培养、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等。
“这个团证，见证了这一段意义格外重大的历史。”艾智科这样说到。
“青春有为，强国有我”的最好注解
“去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馆选了100件文物做了一个‘百物话百年’的展示宣传活动，这个团证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后来它被送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艾智科说，这足以证明，这个团证在党、团历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艾智科看来，这个团证除了可以证明王邦倜的这段旅欧经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这批中国有志青年救国救亡的梦想，尤其是探索振兴中国全新道路的梦想。”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留法勤工俭学的一批青年，在务工中学习，广泛吸收马克思主义，了解欧洲工人运动历史和经验，思考中国新的革命道路。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陈延年、陈乔年、李维汉等回国后，都投入到了具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王邦倜从法国归来后，也学以致用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回到家乡铜梁兴办实业，办过火力发电厂，办过学校，自己也做过技术工人。”
艾智科还特别提到，这个团证所代表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经的历史还证明，“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对青年组织的培养、发展。历史上，一代又一代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幸福接续奋斗。”
当上游新闻记者问起这个即将跨越百年的团证和它的持有人王邦倜的经历，对当下的团员、青年有何启示时，艾智科说，“我觉得可以凝结成一句话：青春有为，强国有我。”
“一百年前，这些青年先贤就用实际行动证明，在探索救国救亡新道路过程中，青年人有当仁不让的责任。虽然艰难，后面也证明是成功的。”艾智科说，在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中，青年一代依然责无旁贷，依然需要有百年前先贤们担当。
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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