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重大发现后，又有考古新发现获得关注。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当选。
除上述入选的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外，还评选出7个入围项目，分别是：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周口市淮阳时庄遗址、甘肃宁县石家及遇村两周聚落遗址、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市土山二号汉墓、内蒙古武川县坝顶北魏祭天遗址、浙江台州市黄岩沙埠北宋中晚期窑址。
此外，埃及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项目获选为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井头山遗址是继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之后，在余姚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7800年），考古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由此把余姚和宁波的人文历史源头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是宁波历史轴线的极大延伸。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聚落结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出土遗物丰富。其中，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围墙及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设计，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瓮城的雏形。该遗址发现的三重环壕，曲度一致，时代相叠，互不打破，工程量巨大，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一定的人文理念。另外，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系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为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在祭祀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
郭元咀遗址以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发现的各类铜渣、陶范、坩埚壁碎块及炉基表明，遗址中至少包含精炼粗铜、熔炼合金与陶块范浇铸三类冶金生产活动。结合遗址中广泛发现的沙层等遗迹现象，初步确定了与熔炼、浇铸环节有关的手工业操作链。此外，实验室分析工作初步揭示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的密切关联。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
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掌握高技能工艺的铸铜作坊，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以及甲骨文为代表的特殊文化产品，都显示其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与东方地区一样，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遗址内发现的较多刘家文化类遗存，以及先周文化、殷商文化、寺洼文化因素等遗物，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始筑年代为唐代，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其清理的灰堆中出土遗物种类丰富，其中包含大量珍贵的纸文书、木牍。这批木牍、纸文书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许多内容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其中军事文书数量最多，内容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文书显示出各级军事机构正常运行，并通过“符帖牒状”、“计会交牌”等方式传递军情和政令，并对该地实施着有效戍守管理。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该墓葬为木石结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平面呈方形，由茔墙、祭祀建筑以及封土和回廊组成。地下部分由墓道、殉马坑、照墙、甬道、墓门、墓圹、二层台、殉牲坑、三层台、砾石层、四层台、墓室组成。其中出土银印章一枚，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是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通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另外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出土的马具、铜甲、铁甲、漆甲等，与文献“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通典·边防·吐蕃》）记载相吻合，对研究该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工艺、生产技术、组织形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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