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弑夫”与初审判决

阿云是京东路登州（今山东烟台）所辖某县的一名农家女子，由尊长作主，许配给长相丑陋的农夫韦阿大为妻。婚后，阿云“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这事儿要是发生在近代的五四时期，大概会被新派知识分子塑造成为反抗“封建礼教”的典范。不过在宋代，或者说，在现代，阿云的行凶，无疑涉嫌谋杀（未遂）罪。

韦阿大黑夜中被人斫伤一案，报到县衙。县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古时，谋杀亲夫是恶逆重罪，由于县一级法庭只有判决词讼（民事诉讼）及杖刑以下轻微刑案的权限，因而无权对阿云案做出判决，案子被移送州一级法庭。

宋朝的州府一级，通常都设有两个以上的法院，配置有专职的司法官。州法院对一起刑事案的审理，必须严格遵循“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即由推勘官负责“事实审”，检法官负责“法律审”，两者不可为同一人。推勘官审清了案情，有证人证言、物证与法医检验报告支撑，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服押，那么他的工作便结束了。至于被告人触犯了哪些法条，则是检法官的工作。

检法官的责任是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将一切适用的法律条文检出来。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宋代立法频繁，法律条文浩如烟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观而详览”法条，只有设置专业的检法官，才可能准确地援法定罪。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独立的检法官设置也有助于防止推勘官滥用权力，宋人说，“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检法官如果发现卷宗有疑点，有权提出驳正。

在推勘与检法之间，还有一道“录问”的程序：推勘结束后，需要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向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被告人如果自认为无冤无滥，即签写“属实”，转入检法定刑的程序；如果想喊冤翻供，则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另外的法官重新开庭审理。

一道一道程序走下来，最后才由州的首席法官、知州做出裁决、宣判。阿云案的案情本身并不复杂，阿云对自己的行凶行为也供认不讳；宋朝刑律关于谋杀罪的立法条文也非常详尽。现在就等着知州大人做出怎样的裁决。

当时的登州知州叫作许遵，明法科出身（相当于法学专业毕业），曾任大理寺详断官，是一名具有法科知识背景与司法实践经验、深谙法理的士大夫。

从法的角度来看，阿云案首先涉及宋王朝的两条法律：

《宋刑统·名例律》十恶条：“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恶逆罪”与“谋杀罪”在犯罪行为上是重合的，但由于“恶逆”的杀伤对象是直系尊亲属，是人伦大恶，处罚更严厉，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今天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中，仍然保留着“杀害尊亲属罪”，量刑比一般的杀人罪为重；日本刑法中也有“杀害尊亲属罪”条款，但后被认定为“违宪”。

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恶逆罪”是否合理，而来关注阿云是不是触犯了“恶逆罪”。如果是犯下“恶逆罪”，阿云肯定会被判大辟之刑，无可赦免。但登州司法官在审理阿云案时，发现一个细节：“阿云于母服内与韦阿大定婚”，“纳采之日，母服未除”。按《宋刑统·户婚律》居丧嫁娶条，“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也就是说，阿云与韦阿大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此，许遵认为，阿云刺杀韦阿大，“应以凡人论”，不适用“恶逆”条款，只适用一般谋杀条款。

然后，许遵又发现，《宋刑统·名例律》自首条规定：“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按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返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又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嘉祐编敕》也有敕文规定，“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根据律敕条文的法意，如果阿云属于自首，将可以获得减刑，“减谋杀罪二等”，免于一死。

那么阿云有没有自首的情节呢？若按《宋史·许遵传》记载，“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似乎不算自首。但我们从司马光《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所附题解中可得知一细节：“县尉令弓手勾到阿云，问：‘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阿云遂具实招。”缉拿、讯问阿云的是县尉，在宋代，县尉类似于现在的刑警，其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属于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的刑侦，并不是司法程序中的审讯。按宋朝司法制度，县尉不可以参与推勘，宋真宗时，曾有犯人临刑称冤，复命县尉鞫治，刑部上言：“县尉是元捕盗官，事正干碍，望颁制以防枉滥故也。”提出要明确立法禁止县尉推勘案件。换言之，阿云向县尉坦白交代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属“按问欲举”的自首。

据此，许遵对阿云案做出判决：阿云与韦阿大成亲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阿云“按问欲举，自首”，按大宋律法，“当减谋杀罪二等”，判“流三千里”。又按折杖法，“流三千里”折“决脊杖二十，配役一年”。

南宋画院摹本《蚕织图卷》（局部）中的宋朝平民女性。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大理寺的复核与许遵的抗议

依宋代司法制度，州一级法院对重大刑事案件做出判决之后，要报路一级的提刑司审核。提刑司有终审权，不过“疑狱奏谳”，阿云案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一些疑问，因此需要呈报中央复核。元丰改制之前，朝廷有三法司：大理寺、审刑院、刑部。按照程序，上报复核的刑案，先送审刑院详议官“略观大情”；然后送大理寺，由详断官做出终审裁决意见；复送审刑院，详议官审核后如无异议，再联署上呈君主。

大理寺与审刑院复审了阿云案卷宗之后，推翻许遵的“当减谋杀罪二等”的判决。他们援引《宋刑统·名例律》的一则条文：“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即事发逃亡，若越度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议曰：损，谓损人身体；伤，谓见血为伤。”认为阿云的行为符合“谋杀已伤”的犯罪要件，不适用自首减等的规定，按律当判绞刑。不过，由于阿云有“违律为婚”情节，存在法律适用的疑问，大理寺与审刑院又“奏裁”，呈请宋神宗做出最后裁决。

神宗皇帝并没有在法理上否定大理寺与审刑院的裁决，不过他还是运用皇帝的特权，赦免了阿云的死罪，“贷命编管”，即流放远方州郡，编入当地户籍并监视居住。这个量刑，与许遵的判决结果其实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皇帝在法理上认可了大理寺与审刑院的意见，而在量刑上照顾了许遵的意见。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阿云案可能不会在历史上留迹。但事情没有完。我们知道，许遵是一位具有法科背景、对法学有着独到理解的士大夫，也很在乎自己司法生涯的声誉，《宋史·许遵传》称他“立奇以自鬻”，意思是热衷于卖弄自己的法学见解。所以，当许遵得悉大理寺与审刑院推翻了他的判决时，立即上书表示不服：“阿云被问即承，应为案问自首。审刑、大理判绞刑，非是。”

于是宋神宗将卷宗移交刑部审定。

刑部的审核意见是支持大理寺与审刑院的判决，称许遵的判决是荒唐的。固执的许遵当然不服气，上书抗议说：“刑部定议非直，阿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案而杀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又“引律质正，凡十条，莫之能难”，他援引的法律包括《嘉祐编敕》的一条敕文：“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许遵认为，敕文所说的“罪不至死者”，就包括了谋杀已伤、按问自首之人。编敕作为对《宋刑统》的修正案，说得如此明白，为什么要弃敕不用？

此时，宋神宗将许遵从登州调至中央，“判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台谏官则站出来弹劾许遵，称他在阿云案中议法不当，不适合在大理寺当大法官。许遵便奏请神宗将阿云案交两制官杂议。“两制议法”是宋代的一项司法审议机制：“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两制，即内制的翰林学士与外制的知制诰，都是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对于经义、法理一般都有着深刻理解。

宋神宗遂安排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议阿云案。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

司马光与王安石调阅了阿云案的全部卷宗，尽管二人都承认阿云并非“恶逆”，也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但基于对法条与法意的不同理解，他们对于阿云案的裁决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司马光认为，本案中，“阿云嫌夫丑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即使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她也不适用“减罪二等”之法，因为大宋律法说得很清楚，“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阿云已致韦阿大损伤，无疑已被排除在“自首减刑”的适用范围之外。

王安石则认为，大宋刑统“自首条”加有注文：“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又议曰：“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据此法条，犯盗杀罪者如果自首，可免除所因之罪即“盗罪”的处罚，只追究其故意杀人之罪，“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盗杀罪重于谋杀罪，既然盗杀罪得以首免，那么按法理逻辑，完全可以推知，谋杀罪也允许首免。

司马光反驳说：法律确实提到盗杀自首、可免因罪的情况，但“盗杀”是两种并立的罪行：盗罪和杀伤罪；“谋杀”则不是两种罪行，如果将“谋杀”也分解成“谋”（杀人之意图）与“杀”（杀人之行为），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试问：一个人如果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心里想着杀人，但没有行动，那么法庭要判处他“谋”杀之罪吗？

故宫南薰殿旧藏司马光画像

故宫南薰殿旧藏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指出：“谋”杀之罪确实是存在的。按律，“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即列出了“只谋未杀”“已伤”“已杀”三等刑名，假使某甲持刀闯入仇人之家，未及行凶即被制服，便是“只谋未杀”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王安石指出的“只谋未杀”罪，其实便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故意杀人未遂”。

司马光又说：如果谋杀罪可以“免所因之罪”，那假设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

王安石则说：“议者或谓，谋杀已伤，若开自首，则或启奸”，但法官的责任是体会法意，运用法律，不能因为顾虑“启奸”而设法罪人。“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各持己见，“难以同共定夺”，只好各自将自己的意见形成报告书，呈交宋神宗。王安石支持许遵的判决，提出“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司马光支持大理寺与刑部的裁定，认为阿云“获贷死，已是宽恩；许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

二次议法与皇帝下诏

由于这次两制议法不能达成共识，御史中丞滕甫要求再选两制官定议，宋神宗又委派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与知制诰钱公辅三人，复议阿云案。

这一次，吕公著、韩维、钱公辅共同回顾了先王立法的本意：“臣等窃寻圣人制法之意，其大略有三：有量情而取当者，有重禁以绝恶者，有原首以开善者。盖损伤于人，有惨痛轻重之差，故刀伤者坐以徒，他物拳手伤者坐以杖，其义足以相偿而止，是量情而取当者也；畜谋伺便致人于死，非重绝之则相仇者不禁，故谋杀已伤者从绞，是重禁以绝恶者也；苟杀人未至于死，于物当可以偿，于事犹可以自还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开善者也。三者虽制法各殊，其于使人远罪而迁善，其义一也。议者见损伤不许自首、谋杀已伤从绞，便谓谋杀不通原首，是未尽圣人制法之意，而于律文有所不达也。”

基于这种对先王立法本意的理解，他们认为，先王立下的成文法，定然无法穷尽天下之情，因此，圣人的法意是永恒的，但具体的法条是需要因时修订的。“夫造法者，常本人之大情，而不能曲尽情之变。古人所谓律设大法是也，议者乃多引奇罪以责律文之不合，若然，恐虽没世穷年而议卒不定也。且今律所不备，别以后敕从事者甚众，何独泥此也。”

同时，他们对谋杀已伤者被堵塞了自首道路之后的治安前景深感忧虑：“律所以设首免之科者，非独开改恶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则欲遂其恶心至于必杀。”

最后，三人一致同意联署奏报神宗：“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后敕而奏决，则何为而不可也！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

宋神宗曰“可”。遂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下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试图以敕文弥补《宋刑统》自首条文的含糊与自相矛盾之处。其时为熙宁元年（1068）七月三日。

然而，诏敕颁下之后，却遭到审刑院、大理寺法官的集体抵制，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法官，纷纷上书弹劾吕公著等人“所议为不当”。

神宗皇帝只好又诏王安石与众法官“集议”，展开大辩论。

王安石跟王师元、蔡冠卿等人“反复论难”，各不相让，众法官“益坚其说”，王安石也坚持己见。后来，有一些法官以退为进，以攻为守，提出，“杀人已伤，若许自首”，那么根据同样的法理，谋杀已死，也应当给予自首减刑的待遇。这是设了一个套让王安石往里钻。果然，王安石附和其说。

宋神宗遂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三日下诏：“自今后谋杀已死自首，及案问欲举，并奏取敕裁。”将自首可获减刑的适用范围，从“谋杀已伤”扩大到“谋杀已死”。这一天为庚子日，所以这份诏敕也被称为“庚子诏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庚子诏书的仓促出台，就如火上浇油，立即引发更加强烈的舆论反弹。

参知政事唐介与王安石“争论于帝前”，坚决反对谋杀自首可减刑之法：“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判刑部”（相当于司法部部长）刘述干脆以神宗皇帝庚子诏书语焉不详（“庚子诏书未尽”）为由，将诏敕奉还宰相，拒不执行。

原来支持王安石的韩维，也对不加节制扩大自首减刑适用范围表示忧虑：“安石、遵前议谋杀人未死许首，犹曲宥其自新，意义甚美。臣与吕公著论之详矣。今遂通首法于杀人已死之后，臣于此不能无疑也。伏望圣慈下王安石、许遵，使极陈谋杀人已死所以得首之理，更择明审烛理之人，研极论难，以求一是，然后以制旨裁定”。

此时，刚刚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的王安石在舆论压力下也改变了主意，上奏神宗：“按大宋律法，谋杀人已死，为首之人必判死刑，不须奏裁；为从之人，自有《嘉祐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

宋神宗于是再次下诏：“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祐编敕》：凶恶之人，情理巨蠹及误杀人伤与不伤，奏裁。”收还庚子诏书。时为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甲寅）。

神宗皇帝希望以收回庚子诏书的妥协，结束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争论。

二府再议阿云之狱

然而，皇帝的甲寅诏书并不能为阿云案之争划上一个休止符。按宋朝惯例，作为一项国家法令的敕命，需要事先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重叠共识，才得以君主的名义颁行天下，就如韩维所说，“研极论难，以求一是，然后以制旨裁定”。但神宗将甲寅诏书直接发给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开封府，而没有“颁之诸路”，程序上存在瑕疵，反对“谋杀已伤自首判等”的法官们抓住这个把柄，要求重新议法。

神宗说，“律文甚明，不须合议”。但宰相曾公亮说，国家的立法需要“博尽同异，厌塞言者”，阿云之狱牵涉到新的司法解释是否合理得当，理应做更深入的讨论。

不得已，宋神宗只好安排“二府”再议阿云之狱。二府，即作为执政集团的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院；二府议法，为宋代最高层次的司法杂议，经二府杂议达成的结论，基本上可以确立为国家法律。

但二府在杂议阿云案的过程中，还是分成观点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宰相富弼认为，王安石将“谋杀”分解成“谋”与“杀”二事，是“破析律文”，现在反对的法官这么多，王安石应“盍从众议”。吕公著的兄长、枢密副使吕公弼建议：“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后，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另一位宰相陈升之与枢密副使韩绛则支持王安石。

双方争论了大半年，也未能争出一个能说服彼此的结论。最后，宋神宗决定运用君主的权威来一锤定音，为阿云案之争做出最终的决断。熙宁二年八月一日，皇帝下诏：“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

这一诏敕重申了甲寅敕的效力，而甲寅敕则重申了熙宁元年七月三日敕文的效力：“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换言之，“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作为一条旨在补充刑律之不足的司法解释，宣告正式确立为国家法律，通行天下。

为避免再生事端，神宗还将执意反对敕文的刘述、王师元等法官贬出朝廷。此时司马光又上了一道奏疏，对神宗皇帝如此处理阿云案的做法提出批评：“阿云之狱，中材之吏皆能立断，朝廷命两制、两府定夺者各再，敕出而复收者一，收而复出者一，争论从横，至今未定。……今议论岁余而后成法，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根本之所致邪！”但神宗对司马光的奏疏置之不理。

到此，阿云狱之争暂时告一段落。时距阿云案发之初，差不多已过去了两年时间。

尾声

宋代的阿云案其实尚未完结，它还有一个尾声需要交待清楚。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司马光拜相，再议（而不是再审）阿云案，促使哲宗颁下一份新的诏敕：“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这份新诏敕意味着，熙宁元年七月三日的敕文“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将不再适用于强盗伤人案。

有些网文从元丰八年再议阿云案的记载，演绎出司马光执政后终于杀了阿云的荒唐故事：“公元1085年，司马光任宰相，得势的司马光重新审理此案，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逮捕并斩首示众”；“司马光多年来竟一直对阿云案耿耿于怀，上台后，立刻翻案，将阿云以‘大逆’的罪名处死。司马光这样做完全就是挟怨报复，草菅人命”……这类想象力过剩、史料依据奇缺的文学式描述，误导了很多只看网文的网友。

我们能检索到的宋人史料，从来都没有说阿云被司马光杀了。司马光不可能处死阿云，因为阿云是由宋神宗以皇帝的特权赦免了死罪的，不管法律如何修订，都不能重新审理和改判阿云案。而且，我们都知道现代法治有一条重要的司法原则，叫作“法不溯及既往”，即不能用今日所立之法约束昨日之行为。这样的司法原则至迟在宋代已经确立下来，为宋人所强调与遵守：“久来条制，凡用旧条已断过，不得引新条追改。”显然，宋哲宗新敕的效力是不可溯及阿云案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宋人才认为法可溯往，即新的法律颁布、生效之时，罪犯之前的犯罪行为尚未暴露；或者其犯罪行为虽已暴露，但法院尚未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司法机关便可以援引新的法律进行裁决，但是，必须遵循“就轻不就重”的原则：“诸犯罪未发及已发未论决而改法者，法重，听依犯时；法轻，从轻法。”

司马光其实也无意于杀死阿云，用他的话来说，“阿云获贷死，已是宽恩；许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司马光所忧心者，并不是阿云个人的下场，而是阿云案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谋杀已伤，自首减等”成为代替刑律的敕命，导致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司马光执政之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推翻熙宁元年七月三日的敕文。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如果阿云生活在清代的乾隆盛世，则必死无疑。乾隆三十三年（1768），清廷纂修《历代通鉴辑览》，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数万言评语，这御批中就提及北宋阿云之狱：“妇谋杀夫，悖恶极矣，伤虽未死，而谋则已行，岂可因幸而获生以逭其杀夫之罪？又岂可以按问即服遂开自首之条？许遵率请未减，已为废法，即科以故出而罢之，亦不为过。刘述身为刑官，执之诚是。安石乃袒遵而诋述，且定谋杀首原之令，不特凶妇因曲宥以漏网，非所以饬伦纪，县城使奸徒有所恃而轻犯，尤不足以止辟。安石偏执妄行，不复知有明罚。”

历代士大夫评论阿云案，基本上都认同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如南宋文人邵博说，“祖宗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

清末的法学家沈家本也声称：“若阿云之事，吏方求盗勿得，是已告官司，疑云，执而诘之，乃吐实，是官吏已举，罪人已到官，未有悔过情形，按律本不成首。许遵删去‘欲举’二字，谓被问即为按问，安石又从而扬其波，将天下无不可原减之狱。卤莽灭裂，噫甚矣！”（吴按：沈家本认定阿云不是自首，其实是不识宋朝司法体制，宋人对阿云是否属于自首，并无争议。）

但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则王安石的见解显然更符合人道主义与现代文明，司马光的意见倒是显得有些刻板、迂腐。其实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谁百分之百对了，谁百分之百错了。

当法条的内涵与适用存在争议时，不同的人，基于对法律、法理的不同理解，自然会得出不同的意见。也因此，像宋朝那样，对阿云一案展开充分的辩论，相互论难，穷尽法理与法意，最后形成新的司法解释，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做法。

（本文节选自吴钩著《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原标题：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弑夫”的阿云该如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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