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守良 卫世雄 摄

高守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曾任北京市粮食局副局长、北京市监事会工作办公室专职监事、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等职务。2018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今年3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提起高守良,北京市国资系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61年出生的他,从北京市西郊粮库的普通职工干起,在粮食系统工作多年,一路升迁,曾担任北京市西郊粮库党委书记、总经理,北京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局长,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等职务。1993年,年仅32岁的他走上副局级领导岗位;2013年,成为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大权在握。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高守良的人生开始大幅度偏离正轨。

2018年8月,高守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北京市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高守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组织纪律,违反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违反群众纪律,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违反生活纪律,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追求低级趣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今年3月,高守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做梦都没想到,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面对审查调查人员,高守良泣不成声。然而,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却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欲望畸形,单笔受贿3000万元——“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同样是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

2017年冬的一个晚上,北京航天桥的一个公交车站旁,一名身着深色长款羽绒服、帽檐低垂的女子,正紧张地留意着驶过身旁的一辆辆汽车。不久,路边停下一辆车,两名男子从车上下来,开始用手机拨电话。随即,这名女子的手机响了起来。双方核对手机号后,确认身份无误,两名男子从后备厢取出3个行李箱,交给了这名女子。

整整1000万元现金,在夜色下完成交接。收钱的女子姓高,高守良的大女儿。正是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她成了那个冬日夜晚丑陋交易的操盘手。

这1000万元只是高守良在某房地产项目中获利的一小部分。该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四环中路,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

在项目筹划阶段,高守良就向中间人林某提出,要从这个项目中获利5000万元:“这个事,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同样是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

急于得到项目的该公司负责人唐某马上答应了高守良的要求。很快,市供销合作总社与该公司达成开发意向。但在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前,高守良提出要先支付给他第一笔钱——1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必须是现金。钱不到,协议便不签。于是,便有了前面那一幕。

在收到第一笔钱之后,高守良又要求对方以转账的方式,将3000万元人民币转到由他实际控制的某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高守良将他对金钱的畸形欲望表露得淋漓尽致。”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时,已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可他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那笔3000万元的转账就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两天。

“高守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作案手法隐蔽,犯罪情节恶劣,案情复杂,涉案人数多,这些都说明高守良贪婪成性,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北京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王向明告诉记者,在真金白银面前,高守良无所不用其极,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

经调查,高守良涉嫌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其中,1.1亿元未遂),涉嫌贪污16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

“我内心深处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高守良这样剖析自己堕落深渊的原因,“事事想回报,认为自己从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好处、占点便宜,他们也没吃亏,自己很心安理得。”

专横跋扈,搞“一支笔”“一言堂”——“他说你对就对,说你错你就错了”

专横跋扈,是同事们对高守良的一致印象。

“他说你对就对,说你错你就错了。”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工作人员说。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大搞“一支笔”“一言堂”,俨然把单位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2014年8月,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了“某公司重组项目用款及担保”的议题,决定为某公司提供4亿元信用担保。

“这个项目是临时上常务理事会的,我作为班子成员,连这个公司的名称都没听清楚,他直接就决定了,更别提科学论证、科学决策了。”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副书记表示。

在此之前,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已累计借给该公司5000万元。而在钱借出去不久,审计部门就发现,该公司连年亏损,连利息都已支付不起。

高守良得知这一消息非常生气,但当该公司负责人郜某某递上一份500万元股权承诺函后,一切都变了。高守良不顾市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会的反对,又向该公司追加投资1亿多元,由市供销合作总社投资管理中心为该公司非公开发行4亿元私募债券出具担保函,并签订担保协议。

经鉴定,在该项目中,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共有4.6亿多元最终无法收回。

高守良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的这些年,由于其随意决策、独断妄为,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截至2018年底,负债金额已达182.76亿元。

“企业投资必须符合规章制度的要求,比如,要上会研究、要风险评估、要事先审计,土地出让必须要经过招拍挂……但是,这些在高守良那里都不需要。”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高守良甚至连下属企业的运行执行情况都不让监事会参与,人为地把监事会弱化、虚化、边缘化,导致供销合作总社内部监事体系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除了在常务理事会上搞“一言堂”,高守良对待下属更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在工作中,只要是同事们的行为稍不合高守良的心意,轻则训斥、重则辱骂。”据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些干部职工介绍,在高守良的批示中经常出现“废物”“白痴”这样的语言,有时他甚至连基本形象都不顾。

“他经常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这是高守良曾经的同事说得最多的一件事。在一次酒后,高守良半夜11点召集研究室全体人员开会,主要议题就是“骂人”。

在高守良看来,“一把手就应该有点霸气”,“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

“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中,他也经常说,他就是这个单位的家长,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要求下属们无条件地服从。”审查调查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高守良作为一把手,用自己扭曲的价值取向和歪曲的从政行为,将市供销合作总社的政治生态弄得污浊不堪,既污染了党风政风,更败坏了党的形象。

对抗调查,模拟现场反复演练——“你要是有急事的话,给我发个照片,我就给你回电话。否则,尽量不要联系我”

挖空心思敛财的后果,高守良心知肚明。他利用曾经担任过3年纪委书记、曾参与上级纪委专案组工作的经历,想尽一切办法对抗组织审查调查。

“他的反调查意识非常强,除了家庭正常收入之外,所有财产都不在自己和家人的名下。”审查调查人员介绍,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高守良实际控制了三家公司,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别是高守良的妻舅、外甥女和曾经的同事,他们要么长年不在北京,要么对经济上的事一窍不通。让人吃惊的是,这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公司。

“这些公司表面上看,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查出问题后也根本不会想到和我有关系。”高守良回忆起这些,仍自以为高明。

然而,得意的背后却是惶惶不可终日。2017年底,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无法平静了,开始精心构筑攻守同盟。

他不仅对女儿和妻子详加叮嘱,还把留在手上的证据材料交给女儿销毁,甚至切断了父女之间的正常联系。

“他说,你要是有急事的话,给我发个照片,我就给你回电话。否则,尽量不要联系我。”高守良的大女儿坦言。

这只是第一步。为了应对调查,高守良绞尽了脑汁。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谎言,还和涉案人员模拟调查现场,反复演练。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在确凿的证据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高守良的腐败路径一点点地清晰起来。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无论你手段多么高超,无论你做得多么隐蔽,小伎俩都是不能跟强大的组织对抗的。”高守良表示。

“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项纪律”项项违反。不该做的事,他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应该做的事,却敷衍了事、毫无作为。“高守良当了多年的领导干部,尤其作为党委书记,连‘四个意识’都说不上来,想了半天才编出一个‘自律意识’。”北京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

“我的罪行给党、给市供销合作总社抹了黑,带来了损失。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是组织、家庭的罪人,这种罪,今生是赎不完的!”即将面对法律惩处的高守良如今顿悟,却为时已晚。

(中国纪检监察报)

原标题：守良不“守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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