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仁禧，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化学家、我国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人物生平资料均由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提供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19年8月，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六天内接连痛失两位大师。

8月1日，倡议恢复高考第一人查全性院士因病逝世。就在大师离去的哀伤还未消散之际，8月6日，又一科学巨星悄然陨落……

8月6日15时15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化学家、我国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卓仁禧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8月12日上午，武汉市武昌殡仪馆天元厅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卓仁禧先生的遗体静卧于花丛中，鲜红的党旗覆于胸前。花圈和挽联布满了大厅四周，鲜花围绕的正面墙中央悬挂着卓仁禧院士的照片，两侧是“化学泰斗深仁厚泽功高业伟 卓越大家福禧永佑风范长存”的挽联。

8月12日，湖北武汉，卓仁禧院士遗体告别仪式。

作为我国生物医用高分子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卓仁禧把毕生奉献给了我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为我国化学学科特别是高分子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怀揣科学强国之梦，毕生服务国家所需，实事求是、矢志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身上共有的品质。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院士墙。2018年年底，时年94岁的查全性院士和88岁的卓仁禧院士才办理了离退休手续。

卓家家风

卓仁禧，1931年2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

他出身于鼓浪屿的生意世家，祖父卓长福创立了“同英布店”，并在其父亲卓全成的手里发展壮大，业务遍布福建、广东等地区，积累了一大笔财富。

许多人对鼓浪屿的这个家族怀有敬意，不只是因为其家世显赫、曾经家财万贯，而是因其家风俭朴，人才辈出，不少人成就卓越。

解放后，卓仁禧的父亲卓全成除了留一幢楼给家人住外，将其余所有的家产都捐给了国家。

卓全成的十一个孩子中，卓仁禧排行第八。

1945年，十三岁的卓仁禧（后排左三）在福建鼓浪屿和家人合影。

卓仁禧在2011年接受《炎黄纵横》采访时回忆，他们家大小十一个孩子，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近二十岁，父母把每个人都调教得知礼好学。

财富对于卓家的孩子来说，似乎只意味着有受教育的保证，而跟奢侈享受无关。 “爸爸经常跟我们说，你们每个人必须靠自己，读书，去找事做。你们考上大学，学费我负担，其他的你们就别想了！”卓仁禧回忆当年父亲卓全成的话。

也许正是卓全成这种看起来绝决的态度，才使卓家11个子女人人发奋读书， 个个自求上进。

“母亲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这可能跟我母亲是中国最早的幼稚园——怀德幼稚园的老师有关，我们家就像学校，吃饭要摇铃，只要听到铃声，我们就各自从自己的房间出来吃饭。”卓仁禧在2011年对媒体回忆。

据《炎黄纵横》和《楚天都市报》此前报道，得益于良好的家教，卓仁禧的兄弟姐妹个个事业有成。大哥卓仁松是菲律宾大学农学硕士，回国后任福建农业大学教授，二哥卓仁声是著名的建筑力学专家。他的大姐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二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三姐五姐毕业于中山大学，四姐毕业于暨南大学。他的妹妹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大弟毕业于山东医学院，最小的弟弟高中毕业直接进了工厂，后来自己创办实业。

兄弟姐妹中，卓仁禧的科学成就是最高的。

从鼓浪屿英华中学毕业之后，卓仁禧于1953年就读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从助教做起，一边从事教学活动，一边不断从事研究。1957年至1959年他到南开大学进修，在前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有机硅化学研究；1960年任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1978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

从研制光学玻璃防雾剂，到彩色录像磁带黏合剂和助剂，再到合成多种基因治疗化学载体……卓仁禧毕生从事有机硅化学和生物医学高分子等方面的研究，成功解决了不少关乎国防及民生的难题。

据《武汉大学报》介绍，1972年，部队有关部门找到武汉大学，提出光学玻璃防雾剂的研究课题。卓仁禧分析认为，光学玻璃出现雾点影响透明度是玻璃被腐蚀的现象，如果在玻璃表面覆盖一层很薄且透明的疏水分子膜，可能会达到防雾的效果。他创造性研制的有机硅光学玻璃防雾剂，用作多种光学器件保护涂层，有力提升了我国有关军事装备的性能。

1976年，他不辱使命，短时间研制出了用于毛泽东同志水晶棺的防雾剂。

他还成功解决了当时电视屏幕的“闪”点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中期，用于电视广播的录像磁带，偶尔会使屏幕上出现像流星一样的“闪”点，计算机用磁带也发生漏码问题。1975年，武汉一家磁带工厂找到了卓仁禧。分析了工厂的生产环节和原材料后，他和同事将原材料二元共聚物进一步部分水解，变成略带亲水性的三元共聚物，并加入一种有机硅化合物作为助剂，增强了无机磁粉和三元共聚物黏结。

就这样，“闪”点奇迹般地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彩色录像磁带黏合剂和助剂的合作研制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洞见深远

科研就是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

卓仁禧院士早期进行有机硅化学研究，取得卓越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卓仁禧又将主要的精力投入生物医用高分子的研究上。

1983年至1984年，卓仁禧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生物活性化合物研究，从那时他开始系统地研究生物可降解高分子的合成、表征及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涉及药物及基因传递载体，生物活性高分子，组织工程材料等领域。

1983年至1984年，卓仁禧于耶鲁大学访学。

卓仁禧从美国进修回国后，结合国内外高分子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国家需求，以远见卓识和高昂热忱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开创了生物材料研究方向。

1993年，卓仁禧带领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实验室被国家教委批准成立开放实验室，2003年又被教育部批准成立重点实验室。目前，该实验室已经成为我国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基地，建立了一支创新能力强、结构合理、可持续发展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取得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原创性高水平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先正，是现任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他也是卓仁禧的学生之一。

“那个时候卓老师从耶鲁大学回国，在深入了解国内外情况后，想在国内开展生物医用材料这个新的研究方向。但是，很多人不认可这个方向，认为药物研究可以治病救人，研究生物医用材料能用来干什么呢？”张先正告诉澎湃新闻，卓老师始终坚定认为今后国内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生物材料研究会非常重要。

医用高分子材料是生物医用材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类用于诊断、治疗和器官再生的材料，具有延长病人生命、提高病人生存质量的作用。

“现在再来看生物医用材料的迅速发展，可见得卓老师眼光之远、洞见之深。”张先正说。

1985年，卓仁禧与沈家骢、徐僖等学者作为中国代表赴荷兰海牙参加IUPAC第30届国际高分子研讨会。

面对众多专家的质疑，卓仁禧力排众议，迎难而上，毅然地从原来自己熟悉的有机硅领域转到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他日复一日忙碌在实验室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卓老师就有这个勇气，他就能把研究方向全变了，有时候他还调侃自己是半路出家的。”张先正说。

一开始，卓仁禧集中于生物医用可降解高分子的合成方面的研究。这也是限于当时的研究环境所决定的——那时国内没有那么多的先进仪器和研究经费，做合成材料研究对仪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卓老师曾告诉我，当时科研条件是挺艰苦，但没有好环境，就要自己创造条件。”张先正说。

1998年，卓仁禧参加国家教育部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研究开放实验室自评估会议。

生物可降解高分子的合成、表征及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药物及基因传递载体，生物活性高分子，组织工程材料……卓仁禧带领团队成果迭出。他不但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励，还当选为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会士。

20世纪90年代，我国很多大型医院相继引进磁共振成像设备，并配套进口造影剂。这种磁共振成像造影剂价格高昂，每支20毫升针剂售价就达2000元。为了减轻病人看病负担，卓仁禧带领团队很快就合成了与进口商品相同的钆造影剂，成本仅几十元。

言传身教

卓仁禧执教六十多载，始终勤勤恳恳，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的思想和创新的能力”。他常常鼓励学生“要创新地学习”，在指导研究生时因材施教，给予学生充分的创造空间。

“卓老师给我们的空间很大，不规定我们必须做什么，他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有闯劲，有冲劲，有创新性。”张先正说。

回忆起卓仁禧帮助他修改第一篇论文时的场景，张先正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卓老师告诉我们写论文的态度和做科研的态度，一定要端正，这是最重要的。他要求我们每篇引用的文献全篇都要自己看过，不仅是我们学生看，他自己也要全篇看，然后再逐字逐字地帮我们修改论文。”

张先正记得，卓仁禧的书桌上有两本很厚的英语词典，经年累月，都被卓仁禧翻烂了，很多专业的英文词汇卓院士都能信手拈来。

卓仁禧用他的言传身教告诉学生，科学研究绝不是一时之事，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为之投入一生的精力。

晚年的卓仁禧仍积极参与学术科研活动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学科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献计献策。

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卓仁禧仍然坚持亲自讲授研究生课程。他讲解的《化学原理》这门课深入浅出、推论严谨，且有问必答、风趣幽默，令学生如沐春风。即便是为本科生上一堂普通的通识课，卓仁禧也会把备课做到极致。

“师母曾说，哪怕是一节简单的通识课，卓老师也认真准备三天，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冯俊说，卓仁禧上课绝不允许自己出错，在讲报告的时候，每一张PPT都会仔细核对，并控制好时间，他在任何方面都是这样一丝不苟。

2001年，卓仁禧与实验室部分博士后和博士生合影。

卓仁禧在八十岁高龄时，仍然关心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进展，常常与实验室老师探讨研究前沿，还到实验室对研究生的科研方向给予具体指导。

冯俊回忆道：“卓老师有时候看到前沿文献或者比较新的一些报道，都会拿来给我们看。他的脚有很严重的痛风，只要不是完全走不了路，拄着拐杖他都坚持过来，似乎对于疼痛都已经习惯了一样。”

2016年卓仁禧在实验室关心科研进展。

1997年的冬日，卓仁禧收到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通知。

卓仁禧拿着通知信淡然地说：“当选之后与当选之前没有什么差别。最要紧的还是积极推动科学发展，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半个多世纪以来，卓仁禧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研究高分子材料和生物材料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已成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科研中坚力量。

2001年卓仁禧在指导博士生。

除了治学严谨，卓仁禧的学生们对他的个人魅力也很敬仰。

据张先正讲述，卓仁禧身高超过一米八，拥有高大魁梧的身材。卓仁禧曾是厦门二中（即前述英华中学，后改为厦门二中）和武汉大学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后来还加入了湖北省教工足球代表队，前往上海参加全国高校教工足球赛。

除此之外，卓仁禧成长在被称为钢琴之乡的海上花园厦门鼓浪屿，母亲陈水莲弹得一手好钢琴。多年的耳濡目染，造就了他的音乐天赋。卓先生有一副浑厚圆润的歌喉，在武汉大学举行的多次教工文艺会上，他屡屡引吭高歌，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卓老师爱唱的几首歌是《茶花女》、《草原之夜》等等，都唱得非常好，后来可能年纪大了，身体不行，慢慢地就只剩下科研这个‘终身爱好’了。”张先正说。

“卓老师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两口子一直在国内，住的是武大之前分配的小房子，直到前几年才搬进新修的院士公寓。”张先正说，卓仁禧生活简朴，从不讲究吃得好住得好，但出身世家的良好教养，让卓仁禧十分注重礼仪形象，他在各种场合都是西装革履，以示对他人的尊重。

“就算是我们平时去他家做客，卓老师都是西装革履，我从未见过他衣着随意的样子。”冯俊说。

2016年，原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看望卓仁禧院士。

卓仁禧像一位辛勤的园丁，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滋润着学生的心田，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向上攀登。

“从我个人感情上来说，其实到现在还是很难接受卓老师的离去。这么多年好像都习惯了，卓老师一直都在我身边。”张先正19岁离开湖南来武汉求学，读研究生就一直跟随着卓老师，中间有四年时间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在国外求学期间，虽然有时差，卓老师还是经常抽空打电话问我在国外学得怎么样，也经常劝我回来，说国内科研条件越来越好了，鼓励我回国作出贡献。”

“我的学生都很爱国，他们出去干一段时间有好处，他们会回来的。”早年一篇刊载于《中国高校师资研究》的文章，记载了卓仁禧说过的这样一句话。

原标题：毕生服务国家——追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卓仁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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