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消息，读博第三年确定选题以来，孙小天成了图书馆的“钉子户”。

早晨8点半左右，他会到图书馆三楼阅览室，泡上一杯铁观音，坐定，打开电脑，点开要看的文献和词典网页，随后查收邮件。他邮箱订阅了二十多份英文学术期刊，从推送邮件中整理与研究相关的论文，是每天上午必做的事。

孙小天会在图书馆旁的学校食堂吃午餐、晚餐，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他常常挂着耳机，焦躁的时候，就听几段佛经平复心境。晚上9点左右，孙小天起身回寝室，第二天他又会准时出现在图书馆三楼。

孙小天2013年入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按照该校三年学制，应在2016年毕业，而今已是他读博的第六个年头。

近年来，博士毕业成了一个大难题。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预计毕业博士研究生人数为169022人，实际毕业博士研究生人数为58032人，延毕率为65.67%。

中科大博士生刘春杨六年未发表一篇论文，不堪学业压力自杀身亡等事件的发生，让“博士”这个隐匿在象牙塔尖的群体，开始频频进入大众的视线。人们也好奇，博士毕业究竟有多难？

一种说法是，想要了解一个博士生真实的状态，只需问他两个问题：文章发表怎么样？导师指导不指导？如果文章没发，导师也不指导，他很可能正处于极大的焦虑当中。

论文“跋涉”

程明1米78的个头，戴着黑色粗框眼镜，眼神坚定。他是上海某985高校的工科博士生，攻读机械工程专业。按照四年学制，他本应去年9月毕业，但由于达不到毕业要求，只好申请了延期。

他所在的学院，要求发表三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一篇英语论文被“科学引文索引”（注：简称SCI）收录，才有机会申请毕业论文的答辩。实验室的师兄、师姐大部分都是延期到五年多毕业。

程明入学26岁，今年31岁，他不知道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尤其成果出不来的时候，花这么多时间读博值不值得。

硕士阶段的程明，是同学老师眼中公认的“好学生”。发了三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拥有一项专利，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和省优秀毕业生称号。

读博以后，自称“死脑筋”的他更是觉得一放松就会有罪恶感。博士阶段的导师曾在邮件中夸赞程明是实验室里最用功的人。他原以为付出时间和努力，会有不错的成绩。可临近博士毕业的程明却颗粒无收——文章发不出，奖学金拿不到，连毕业都成了问题。

学术论文要被SCI收录，对作者的英语写作能力要求较高，而英语一直是程明的软肋。他大学英语四级考了四次才过关，六级考了八次，还是博士入学考试之后才通过的。“如果英文好的话，第一篇文章至少可以节省半年。”程明说。

2017年初，他耗时两年完成了第一篇论文，开始投稿。没想到这是另一段漫长征程，文章屡次被拒，重新投递别的期刊又需要等待。每一次被拒，期刊都会给反馈意见。总结下来，程明觉得自己论文被拒，一是文章实践创新性不够，虽有理论深度，但缺乏实践论证；二是英语基础差，语法错误比较多。每经历一次被拒，他都会陷入沮丧、脆弱和自我怀疑之中，一整天躺在床上，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收拾完心情，他又回到实验室里，重新修改、投递，如此反复。

眼看毕业将近，投递的关于船板的论文一次次石沉大海，程明决定破釜沉舟——放弃导师指导的方向，改变研究算法。

这种选择让他的生活几乎被焦虑填满。他每天很晚睡，早上五点多自然苏醒。除了吃饭的时间，他一整天都会待在实验室，对着电脑看文献、编程序、写论文。

高强度的学习之后，他会去跑上七到十公里，偶尔会自虐式地跑二十多公里。他知道跑完步膝盖会疼得厉害，但运动完酣畅淋漓的感觉又能让他放松。他会和自己较劲儿，比如做平板支撑最长一次坚持了三十多分钟，他想这都可以撑过去，论文的压力也不算什么了。

2018年初，他完成了第一篇算法方向的论文，用时八个月。投出之后被拒了两三次，终于在2018年12月被学校A类的期刊接收。不久，此前船板的论文也在2019年1月被成功接收，4月12日第三篇也成功被接收。延毕大半年之后，他总算是看到了毕业的希望。

回顾三篇期刊论文发表的过程，光审稿时间第一篇就花费12个月，第二篇8个月，第三篇9个月。这个时间是从投递到被期刊接受的总时长。程明等着等着就过了毕业的节点。

上海另一985高校的社科博士陈夏也曾被拒稿二三十次，还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之中。他后来和一些期刊编辑聊天，才了解到不少期刊对文章主题有限定，而有的期刊发稿还需要导师挂名。如果不了解这些，的确会走很多弯路。

“博士数量增长，学校发表要求是硬性规定，投递论文越来越多，但当前学术市场期刊数量有限，自然发文章就比较难。”程明的同学曾这么安慰他，他也认同，觉得这种发表要求与期刊数量不匹配的现状也会给博士生带来隐性的发文压力。

除此之外，程明提到，研究方向也会影响发论文的难度，有些方向比较新颖热门就容易发文，有些冷门或者研究成熟的就不好发了。他研究的船板方向还有算法方向都是学界已研究多年的，创新的难度不小。

眼下他已达到了三篇期刊论文的发表要求，且都是SCI收录。毕业论文在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搭建框架，耗时一个半月左右就能写好，手头还有三篇在审稿。“我想再多发几篇，方便以后进高校找工作，”程明说着，抬头笑了笑，眼神有些疲惫。

不同于程明，毕业论文才是上海另一985高校博士孙小天面临的持久战。他已经在C刊（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上发表了四篇论文，早已达到学校规定的至少发表两篇C刊论文的毕业要求，但毕业论文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转专业的他到博三才迟迟确定论文选题。

他从行政管理硕士转到政治学博士，由于研究方向的调整，博士论文选题要从基础做起，在初期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整理资料，由外到内聚焦问题，做了很多无用功。

孙小天申请延期至博三上学期开题，在确定选题之后，后续研究和写作的难度又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他要比较分析19个国家的案例，通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寻找变量并对案例进行编码，而可借鉴的中文资料非常有限，工作量很大，需要像个工匠一样慢慢打磨。

“如果我规划得当，早早确定规模适中的选题，我就不会一次次蜻蜓点水般地尝试，毕竟找个好题目要花费很多时间。现在这个题目像是挖了个大坑，一时半会儿也爬不出来了。”孙小天自嘲道。

换导师

韩磊是一名理科博士，至今延毕半年多。

延毕博士韩磊。

他是江苏人，2013年硕士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在张江药谷大厦一家医药公司做小技术员。一个月五千块钱，租房子1100左右，住隔间，和另外三个人合租。工作了近一年，经济压力很大。韩磊对学术没有大的追求，当时决定读博只是想谋一份更好的工作，没想到后来毕业这么难。

他最初是在网上看到这个导师的有关信息，第一印象很好。发了邮件申请，导师很快同意他报考。回想起来，他提到当时去参观实验室，私底下询问过一位实验室的师兄，师兄曾暗示他：前面有某某离组换导师了。

韩磊当时觉得只要自己踏踏实实跟着做实验，顺利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就好了。没想到，两年后的自己也会面临换导师的相似处境。

2014年9月入学之后，韩磊基本都在上课，因为不要求去实验室，和导师没有交流。博一下学期，开始按照导师安排的课题做实验，寻找一个蛋白的变构位点。这时候的韩磊觉得离毕业还长，时间充分，内心比较松懈。他每天会去实验室，但做实验的效率不高。

一年过去，课题没有什么进展，韩磊才开始着急起来，增加了实验的操作次数。导师每周会来工作两个半天，他就趁这个时间，抓紧找他讨论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但往往聊不到两三分钟，就会被赶出去修改，再进去不到半分钟又会被赶出去。“我只需要把做出来的数据交给他，他喜欢一个人待着看，看完通常都不满意。”韩磊说。后来他就很少主动找导师了，害怕被怼。

2016年下半年，韩磊进入博三，临近毕业，成果依旧没有做出来，他向导师提出课题方向可能存在问题。但导师并不认同，觉得成果做不出是因为韩磊的手比较“毛”，质疑他的实验操作能力。

后来，导师给韩磊又换了新课题。虽然他觉得这是换汤不换药，但还是听从导师的指令去做。新课题的进展依旧不顺利，导师不满意韩磊的表现，直接把课题给了别的同学。韩磊知道后，整整消极了一周，不想吃饭，只想躺着，去了实验室，也什么都不做。

一周过后，韩磊主动找到导师，希望能有解决的办法。导师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新课题已经给了别人，他可以跟着一起做，但不是第一作者；二是自己找课题做，导师提供2000块科研经费，最后成果她不管。可是要达到毕业要求，韩磊必须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文章也必须让导师来挂名通讯作者（注：课题的总负责人，承担课题的经费，设计，文章的书写和把关）。即使韩磊的论文达到发表要求了，参加毕业论文的答辩仍需要导师的签字同意，导师对韩磊的态度决定着他是否能顺利毕业。

“毕业是一个过程，每一个关卡导师都可以拖，或者表示没达到要求。”韩磊说。

2018年9月，他申请了延期毕业。除了跟导师沟通不畅的原因，韩磊也很后悔自己的拖延和犹豫。之前课题做不出来他只会闷头做实验，重复N次，不愿意多看文献找其他方法解决。看到师兄半退学的状态，他此前有了换导师的想法，也一直拖着不敢说。

韩磊最后换了导师，现在的导师会主动给他提供一些课题思路和方向，愿意和他沟通交流实验中遇到的问题。

“没有导师指导，一路走来挺困难的，很难熬。”程明觉得遇到一个合适的导师需要运气，他少了一点运气，所以只能靠自己。

读博期间，程明很少跟导师沟通、见面，博一第一年可能见面频繁一些，后面一年才见一两次。“实验室一年开不了一次组会，我不主动找导师他也不会找我，发文章之前会发邮件给他汇报一下成果。”程明说。

程明的导师已多年不自己做研究了，除了负责行政工作之外，主要会拉一些有经费的项目来做。程明的导师拉来项目大多会“分包”给“小老板”（注：协助导师管理实验室的教师）和硕士去做，博士一般从项目中找选题做研究。很多导师无暇顾及的话，通常是底下的“小老板”来带学生，但程明实验室的“小老板”也是在忙自己的项目，花在研究上的时间不多。

程明认为，做研究要比做项目难度大很多，项目是纯工程性质的，都是用成熟技术做的，耗时间但可以赚钱；研究就是要创新，做不一样的东西进行发表。

读博刚开始，他按照导师给的船板项目做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慢慢深入，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导师是学院的副院长，精力主要放在了院系的行政工作上，而负责跟进项目的“小老板”后来离职，船厂很难继续为一个学生的研究提供实验的硬件支持，项目停滞。程明后期的研究工作量就变得很少，虽有理论，但难以实践创新，无法支撑起大论文的框架。导师和“小老板”在科研上都没有提供可靠的指导，以至于他到后来不得不换方向，走了不少弯路。

华东师范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博导认为，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最好与导师的专长有一定关联，以便于导师提出实质性参考意见。如学生对某一未知研究领域有长期关注和浓厚兴趣，导师在帮助其进一步把握方向后，应鼓励其创新研究。在他看来，导师与学生应成为亦师亦友的搭档，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应保持适当距离，绝不可把学生当成导师自己研究工作的工具使用。

补助停发

一般来说，主动延毕的博士都会在延毕之前，准备好延毕期间的生活费。

但博士延毕之后还有没有补助，仍是程明很关心的一点。程明出生于农村，父母六十多岁还在干活，父亲做建筑小工，母亲摘摘茶叶砍砍树，家庭不太富裕。虽然现在还没有条件照顾父母，但他希望读博期间至少能养活自己。

读博四年，程明平均每个月有五千元左右的补助，包括国家学校助奖学金加起来两千多元和导师助研经费发放三千元。

一般延毕之后，学校的补助虽然没有了，但导师还会照常发放助研经费。

程明所在学院对正常学习期限导师的培养经费有明确的数额规定，导师必须缴付然后由学院代为发放。但在延期阶段（普博生第五年起、直博士生第六年起），只提到可根据学生在科研过程中的能力和贡献确定助研津贴额度，由导师自行发放。

延毕之后的程明并没有收到导师的补助，同门的师兄师姐也没有收到。考虑到年纪比较大，也没有经济来源，他便发邮件跟导师申请了几次，却没有得到回应。今年3月，导师提出想让他帮忙指导下硕士生，口头答应会发放补助。

每个月拿到手的补助，程明只会花一千多块，剩下的都会存起来。基本不外出，一天三顿都是食堂，每天会吃点水果喝杯牛奶，补充营养。衣服偶尔会买一件，网购居多。读博期间，他还会做一些兼职。2017年下半年开始做宿舍管理员，一周值班一天，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事情不多可以拿着电脑学习，每天120多元。2018年春节，程明没有回家，在学校值班赚了三千多块钱。2019年春节他本想继续留在学校，但父母希望他回家过年，就没有再继续做。

程明硕士阶段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余下了一些钱，加上博士阶段存的，延毕之后有一笔不小的积蓄。这笔积蓄暂时缓解了他延毕期间的经济压力，但只出不入，还是会有紧迫感。身边的同龄人都成家了，有房有车的，31岁的他也希望自己能早点赚钱养家。

同为理工类博士的韩磊，从博一开始平均每个月补助有3740元，其中包括国家研究生助学金1000元，学校学业优秀奖学金820元，以及导师发放的科研助教经费1920元。2017年改革后补助上涨了500元，可以拿到4240元。延毕之后只剩下导师发放的部分。根据2017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于13000元。

韩磊延毕后的生活倒还凑活，之前存了一点钱，可以补贴这段时间的开销。但有一点，他过意不去，觉得亏欠爸妈。父母2016年给他在上海周边买了房子，付了首付。结果因为他还没毕业，没有收入，就得接着帮他还贷款。“我都这么大了，还老在花他们的钱，挺不好意思的。”韩磊说。他是家里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相比理工类专业，社科类专业导师并不会为博士生固定发放补助。

从“催婚”到“催生”

韩磊一直没有谈过恋爱，32岁的他常常被“催婚”，很早就踏上了相亲之路。他从博二开始，陆续相亲过七八次。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身边的亲戚同学邻居，都会主动帮忙介绍。韩磊也不排斥，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交友方式。为了和女生见面，上海、南京、杭州、滕州、济宁他都去过。他觉得如果喜欢，距离不是问题。

有些刚见一面就不聊了，也有一些聊得还不错的。韩磊曾遇到一个很喜欢的女生，为了追她，他还特意跑了南京五六次，想着毕业之后也可以去南京工作，但最后女生没有答应。她告诉韩磊，身边有一个买了房子，工作稳定的人也在追求她，她想跟他谈。

感情上的不如意，时常会让他有挫败感，会质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他渴望爱情和家庭，但如今还没毕业，一切都定不了。

还处于延毕阶段的孙小天也觉得，现在的状态并不适合成家，目前最重要的是完成毕业论文。经家人介绍，他也相过亲。“女方已经在工作，我还在想怎么发C刊，两人聊不到一起，还是别耽误人家姑娘了”，后来刷朋友圈看到相过亲的女孩子结婚，他欣然点赞祝福。

“在我心中，结婚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其他都是次要的。现在做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以后组建家庭服务。”程明的话虽这么说，但他从没谈过恋爱，也没相亲过。家里三个姐姐，都已结婚成家。程明心里也挺着急，他希望父母的期盼能够实现。

对于伴侣，他没有特别的要求。希望学历至少本科以上，学历太低的话，他会觉得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看来都会“不太适合”。

相比男博士，女博士延毕可能还面临着生育的压力。35岁的易云已经是一位10岁孩子的妈妈，她是越南人，2014年来中国攻读博士学位。本该2018年6月毕业，但由于毕业论文遇到了困难，她申请了延毕。最初家人都比较反对她出国攻读博士，一是因为越南的工作比较稳定，博士学位并非必需。二是希望她能留在家人身边。易云想挑战一下自己，还是选择暂时离开家人的身边。读博的过程异常艰难，独自一人在外，语言的学习和论文的撰写都让她觉得力不从心。延毕之后，家人也不太理解。刚开始都会问：“怎么会延期啊”、“怎么这么难啊”、“要努力啊”。

父母还不断催她赶快回去，继续生孩子。但她自己会觉得有点可惜，毕竟读了这么多年，不想轻易放弃。

压力大的时候，她几度有过自杀的念头。一次，她站在五楼的窗口边，突然就觉得五楼还挺低的，脑袋有点发懵。还好她很快反应过来，赶紧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听到吓了一跳，无法相信平日开朗的她会有这样的想法。

后来，家里人慢慢理解她的心情，会鼓励她先好好完成论文，实在不行放弃也没关系。导师也会主动帮助解决论文上的难题，易云心态就轻松了许多。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努力过后，如果今年还要延毕可能就会放弃了，为了家人和孩子，她想尽早回越南。

扩招之后

博士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按期毕业的博士。

当博士们被延毕折磨的同时，他们也在慢慢习惯这种趋势。“假如没有人延期，我延期了肯定是100个不愿意的；假如身边有20个博士，18个延期，到我的时候就觉得没什么了。”韩磊说。

程明所在的学院延期也很普遍，他觉得只要不是太突出，延期一年左右，对导师也是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的。

“我国博士按期毕业率比较低，2012年的时候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从年限上来看，三年博士最长八年毕不了业。”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2019年两会上提到延毕博士问题时说道。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博士，在不适配的情况下，要有科学合理的分流机制，同时提高博士生的待遇。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博导告诉澎湃新闻，博士生源质量不高的原因有二：一是博导以多招学生为水平高、为莫名其妙的“荣耀”；二是考生以上博为“虚荣”的资本，而根本不懂“博士”在学术上意味着什么。

录取具备专业基础和科研能力、具有合适动机的学生，是招生入学制度改革的重点，这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研究员李海生得出的结论之一。他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近年来博士生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使一部分不具备读博学术基础和学术能力的研究生进入到这个群体，加剧不合理延期状况。

上述论文基于对全国42所研究生院的2007级及以前各年级仍在学的博士生的问卷调查发现，78.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身专业基础和科研能力是影响毕业的主要因素。

同时，博士培养也十分关键。复旦大学2016届博士刘文，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博士生延期毕业问题。他认为，博士生入口、过程和出口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尤其应提升过程管理的质量，同时导师、经费、心理等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也至关重要。

关于延毕，身处其中的博士也有诸多思考。孙小天的学弟陈夏曾延毕一年，在2018年毕业，延毕期间他和两个延毕室友创办了“盲人摸象”学术讨论会，在读博士都可以参加，结束之后大家会随便聊聊，舒缓压力，被称为“神仙会”环节。

一次“神仙会”上，聊起博士延毕，陈夏觉得博士三年制已经跟不上时代，他皱着眉头说，“最早开始设置三年学制时，我们专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创新空间比较大，但随着学科发展，创新越来越难，同时各学校博士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培养博士的学制应该顺应时代，进行改革。”

当时孙小天也在场，他认为，在学术用人单位日益看重期刊发表数量和质量的大环境下，完成一篇工作量巨大、周期漫长的毕业论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过于看重小论文的发表，而轻忽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这对于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好的兆头，短平快、易发表的研究会压制重要的长期研究。不过，即便不认同这种趋势，他也在认真准备着期刊论文，这对于将来谋得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必须的，目前他已发表4篇期刊论文，第5篇正在筹划中。

孙小天记得六年前博士入学考试结束的那天下午，正是三月中旬，太阳高照，有一种夏日的灼热，气温很高，甚至有女孩子已经穿起裙子走在校园的大道上了。而眼前这条梧桐大道，他一走就近六年，“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毕业论文，明年6月就毕业了”，孙小天淡淡地说。

说话时，他去年夏天开始蓄的胡子随下巴移动，修剪在约5公分的长度。他预备写完毕业论文后，将胡子一把剪掉。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原标题：围城里的“延毕”博士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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