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号码是A3317，是大屠杀幸存者。”

这是布兰科·拉斯蒂格凭借《辛德勒的名单》获颁奥斯卡奖时的开场白。

昨天，拉斯蒂格在家中去世，享年87岁。

除了《辛德勒的名单》，他还是《角斗士》、《汉尼拔》、《黑鹰坠落》、《美国黑帮》等电影的制片人。

拉斯蒂格（左）、斯皮尔伯格（中）在1994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

拉斯蒂格的死讯最先在“宽容节”的官网发布，这是他创办的电影节，专门放映大屠杀和犹太人题材的电影。 他就是出生在克罗地亚的犹太人，童年时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被杀了，他有幸捡回一条命。集中营里被吊死的人曾看着拉斯蒂格说：“请别忘记我们，把这里的故事告诉全世界。”而这正是他坚持做了一生的事。    

拉斯蒂格把奥斯卡奖杯捐给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一个男孩在纳粹集中营里经历了生与死，只有最高级的创作才能表达他的可怕经历。”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这样悼念他。  

当盟军来救他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拉斯蒂格在10岁那年被抓入集中营，他当时谎称自己16岁了，有能力去劳动，才逃过了当场被处决。  

《辛德勒的名单》还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盟军来救他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他记得自己躺在营地里的一张铺位上，正受着伤寒的折磨，虱子在他的身上四处乱爬。突然，他听到了一种陌生的音乐。它不同于集中营管弦乐，拉斯蒂格从没听过这样的乐音。“我想我是死了，”拉斯蒂格说，“那一定是天堂的音乐。”

拉斯蒂格童年照片 那其实是苏格兰风笛的声音。英国人来了。那时，拉斯蒂格刚满13岁，体重60斤。在犹太人的传统里，13岁生日是男孩的成人礼。过了这个坎，男孩就成为了一个男人。

孩子在卡车里唱歌，拉斯蒂格在镜头外哭泣

如果不是记着集中营死者的托付，拉斯蒂格也不会进入电影这一行。他一开始对电影并不感兴趣。 后来阴差阳错地，他参与拍了一些游击队抗击德军的电影。那些电影会让他想起当过兵的父亲。看着银幕上游击队员射杀纳粹，他感到非常开心。       

接着，他因为帮助美国人拍摄“二战”历史剧《战争与回忆》，偶然地闯入了好莱坞，随后认识了斯皮尔伯格。 那是1991年，斯皮尔伯格终于决定开拍《辛德勒的名单》。他给拉斯蒂格留了5分钟的面试时间。结果，5分钟变成了半小时。走的时候，斯皮尔伯格说了一句：“你就是制片人了。”       

拉斯蒂格（中）在《辛德勒的名单》片场 拍摄中，拉斯蒂格有过一次小小的崩溃。当时在拍摄孩子们被送上卡车的镜头。孩子在卡车里唱歌，拉斯蒂格在镜头外哭泣。拍摄被叫停，导演找来自己的妈妈照顾拉斯蒂格的情绪。 拉斯蒂格说他能清楚地记得每个国家首映式上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场播完后都有经久不息的掌声，但不是立刻有。电影结束了，没有人动。”拉斯蒂格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声音，然后能听到有人在抽泣。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 “我的肩膀都被史蒂芬捶青了。每到彩色画面与黑白画面交替的时候，史蒂芬就打我，让我去提醒放映员。因为两种胶片厚度不同，一不注意就会失焦。不过提醒了往往也没用，因为放映员也完全沉浸在电影里了。”        

2011年，拉斯蒂格回到奥斯维辛，补上了自己的成人礼。这一年他已78岁，他的庆祝方式是和上万名年轻人、犹太幸存者一起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生者游行”。《纽约时报》专门为他拍了纪录片。  

波折重重的筹拍：不是野心勃勃，反而忐忑不安

《辛德勒的名单》的筹备过程充满了波折，除了片方担心这种类型无法赚钱外，主要是一群电影人的心结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可能收获巨大名声的题材面前，他们没有变得野心勃勃，反而是忐忑不安，生怕搞砸了它。 它的原著小说发表于1982年，斯皮尔伯格很快拿到了版权。但他不敢拍，觉得自己不够成熟。 他去找了同为犹太人的罗曼·波兰斯基，被后者拒绝了。因为波兰斯基的母亲就是死在奥斯维辛，抓捕的时候，8岁的他逃掉了。波兰斯基一直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题材。直到后来68岁时拍摄《钢琴家》，才算释放了这个心结。

《钢琴家》剧照 斯皮尔伯格还去找过西德尼·波拉克和马丁·斯科塞斯。斯科塞斯觉得只有犹太导演才能做好这件事。 抱过六座小金人的电影大师比利·怀尔德，也曾是导演人选，但怀尔德以退休为由拒绝了，并且劝说斯皮尔伯格自己才是最合适的导演人选。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最重要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良心”为了能够赢得掌控这部电影的话语权，斯皮尔伯格答应了帮公司先拍摄商业大片《侏罗纪公园》。所以，进入《辛德勒名单》剧组时，他还要靠卫星电话指挥《侏罗纪公园》做后期。大脑要在集中营和霸王龙之间切换，他那段时间情绪非常崩溃。后来是靠罗宾·威廉姆斯打电话给他讲笑话，才缓解了一些压力：“罗宾经常在我笑得最大声时，突然挂掉电话，把我晾在那儿。”斯皮尔伯格回忆说。

《辛德勒的名单》片场，斯皮尔伯格在指导演员。两部电影在1993年6月、12月先后上映，一部是全球票房最高，一部是当年最佳。《辛德勒的名单》展示了斯皮尔伯格的成熟：他放弃了吊臂、变焦镜头等让人有安全感的设备，故意用大量的手持镜头（占40%），来完成这部史诗之作。 但让人印象更深的，还是斯皮尔伯格的谦卑。他们最初想过进入集中营拍摄的，但立刻遭到全美犹太人协会的电文警告，请他们不要惊扰亡灵。斯皮尔伯格读完电文后，立刻要求剧组撤离，并独自飞往纽约，去寻求犹协的原谅。

《辛德勒的名单》拉斯蒂格记得，斯皮尔伯格当时也特意向他承诺，自己不会惊扰亡灵。 “这次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我的想象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间，我惯用来逃避现实的摄像机直面现实了，在拍摄中，我每天都留下热泪。”斯皮尔伯格说。

“再也没有人能理直气壮地说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了”要铭记历史，仅靠电影的力量是不够的。拉斯蒂格发现，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越来越少：“等我这一代人死去之后，当世上再没有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有谁能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提醒大家发生过什么？当出现那些‘大屠杀是假的，根本没发生过’的言论时，还有谁能以亲身体验站出来反驳呢？”

《辛德勒的名单》结尾，当年被辛德勒救下的犹太幸存者们出场，画面也终于由黑白变为彩色。

从波兰回美国的路上，斯皮尔伯格曾问拉斯蒂格：“还有多少幸存者活着？”拉斯蒂格说有35万。斯皮尔伯格又问，“如果要采集每个人的故事留作证据，需要花多少钱。”答案是6000万美元。于是，斯皮尔伯格就和他，用这部电影的所有版税和追加酬金（本属于斯皮尔伯格），组建了一个叫Shoah的基金会，专门做这件事。

大屠杀幸存者在现役军官的陪同下重回奥斯维辛 如今，基金会已经收集到了5.2万份证词。最让拉斯蒂格欣慰的是，有年轻学生正拿这些故事素材来创作。 “现在，再也没有人能理直气壮地说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了。我们已经创造了渠道，只要想知道，人们就能知道真相。”拉斯蒂格说。

今年5月31日，拉斯蒂格被故乡萨格勒布市授予荣誉公民称号，他非常感动。

十年前，拉斯蒂格从洛杉矶回到克罗地亚。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回来就是为了死。”然后，他就守着这些留存记忆的工作。直到昨天。

原标题：他成就了《辛德勒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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