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景作品
△1970年代的郭文景(前排左一)和重庆市歌舞剧团乐队少年合影。
△郭文景与太太唐俊乔(著名竹笛演奏家)。
△郭文景
“我记忆深处常常飘出金钱板的声音。这种继承元明词话传统的诗赞体曲种,用沙哑的嗓音唱书,连比带划,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如今在四川已极难听见了。那种说唱的嗓音,是用烟叶熏过的,酽茶泡过的,还掺入了蒲团扇的沙沙声和麻将牌的哗啦声,老到练达,情趣非常。随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这声音也差不多消失了。现在,不知由茶叶的袅袅馨香和碗盖相碰的叮当声化成的四川清音的清脆花腔,还在否?那是一种俏丽、泼辣的声音,从中颇见一方女子的风韵。”——郭文景忆老重庆
郭文景,当代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生于重庆沙坪坝,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与同学谭盾、翟小松、叶小纲并称中音“四大才子”,1990年开始在母校执教。
1983年,他的大学毕业作品交响乐《川崖悬葬》在美国公演引发轰动。他的代表作还包括《蜀道难》、《巴》、《愁空山》、《川江叙事》,以及歌剧《狂人日记》、《夜宴》、《李白》和芭蕾舞剧《牡丹亭》等。他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上演,《纽约时报》称他是“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却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回家
新作芭蕾舞剧《敦煌》,在重庆大剧院首演
2月1日,春的脚步近了,天空却还阴沉。区县农人带来土货大集把步行街填得满满当当,热闹的解放碑已是一派过年气象。这一晚,中央芭蕾舞团新作芭蕾舞剧《敦煌》在重庆大剧院首演,作曲郭文景也随团回到家乡。郭文景忙到凌晨才睡,一大早又起床,从下榻的位于青年路的酒店赶往歌乐山探望母亲。
他说本还想去转转小时候生活过的道门口,“东看西看硬是找不到路,连解放碑怎么走都要先问酒店服务员”,郭文景摇摇头,对重庆晨报记者笑道,“你说好不好笑,我这个市中区(现渝中区)长大的老重庆,也成了外乡人。”
62岁的郭文景迁居北京已经28年,更早他还曾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5年。京城度过的前半生将他塑造成了享誉世界的作曲家,但他更感念的还是从小浸淫的巴渝文化:江边的吊脚楼、码头的号子声、闷热的青石小巷、透亮的川剧高腔……
记忆
江里游泳巷中嬉闹,老重庆的生活成为灵感源泉
《敦煌》是郭文景与中央芭蕾舞团合作的第二部芭蕾舞剧。五年前,双方曾在另一部原创舞剧《牡丹亭》中首次合作。
重庆成为《敦煌》2018年巡演首站,中芭方面邀请郭文景随团宣传,尽管事务繁忙,他还是一口答应,“三年没回来看看了,真的很想念家乡,怎么也得走一趟。”
这时间显然是挤出来的。在与记者聊天的两小时里,郭文景接了几通电话。每次接听前他都很客气地表示歉意,“没办法,学校事情太多,各种工作要安排协调……对了,我们刚才聊到哪儿了?”普通话中还略带椒盐味。
采访安排在郭文景住的酒店咖啡厅。这家老牌星级酒店距解放碑很近,却恰好处在老市区改造边缘,一条小街分隔出两个世界:整洁明亮的酒店大厦立在这边,对面一排旧式民宅灰暗低矮,俨然1980年代电影里的山城街景。
“我在新桥医院出生,当时还叫西南军区陆军后方总医院,父母都是军人,后来转业到了市中区道门口的第一人民医院,我也就跟着进了城。”他随即陷入对童年的回忆,“五六十年代重庆已经是大城市,但没什么高楼,市中区也一样,解放碑好像算最高了,街道窄小,房子低矮,对,就跟酒店旁边那排房子差不多,现在也快拆了吧?”
小学就近入读,郭文景的母校是解放东路一小,“学校靠近长江嘛,我们经常去江边玩,大人肯定是不许的,但小男孩嘛难免调皮捣蛋,最爱光屁股下河游泳,干各种不要命的事情。”
高低曲折的梯坎巷子连接起老重庆的上半城与下半城,迷宫般地形的街巷也是孩子们的天堂。郭文景喜欢走街串巷到处晃,“茶馆里有雅俗共赏的说唱,院子里死了人要搭个棚子敲锣打鼓唱川剧,街坊邻居的婆娘崽儿有时候会吵架打架,还有滚铁环、旋陀螺、放鞭炮,我记忆里的老重庆就是这样的市井生活,弥漫人间烟火,现在还很感动。”
然而这一切于郭文景的意义,要到很久以后他才有所感悟。
“生活在这里的时候,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直到1978年去北京上大学,置身于更大的世界,并且以作曲家的立场思考生活与艺术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老重庆记忆成了我的资源和财富,山水、乡音、号子、建筑、个性、戏曲等,构成了我的文化立足点和灵感源泉,也正因为这样,我最初的作品都跟重庆这片大地很有渊源。”
命运
自学小提琴,后碰上市文化局样板戏班招学员
1983年《川崖悬葬》在美国公演,郭文景这个陌生的名字一出现便令西方音乐界惊叹。接着是交响乐《蜀道难》、钢琴前奏曲《峡》、弦乐四重奏《川江叙事》、大提琴狂想曲《巴》、小提琴独奏组曲《川剧音调》、竹笛协奏曲《愁空山》……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创作的一批与巴渝风物有关的音乐作品陆续问世,不断刷新着东西方音乐界对他的认知。
巴渝题材作品让外界看到他音乐风格的“阴沉、狂暴、神秘”,然而他的艺术视角当然不只限于巴渝大地。在歌剧《狂人日记》、《夜宴》、《骆驼祥子》、《李白》,川剧《思凡》和大型作品《英雄交响曲》、《远游》等更为开阔的创作中,人们又感动于他厚重的人文性与知识分子关怀。
爱丁堡音乐节、巴黎秋季艺术节、荷兰艺术节,还有伦敦阿尔梅达歌剧院、法兰克福歌剧院、鲁昂歌剧院等,都曾安排郭文景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或上演他的歌剧。这也不难理解为何《纽约时报》称他为“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却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成就了你?天分和勤奋,你更看好哪个?”这问题让郭文景咧嘴一笑,笑起来眉眼弯弯竟有些可爱,他认真地盯着记者眼睛,缓缓说道,“从事艺术还是更需要灵感和天分,我觉得勤奋帮不了你。”
“我祖上没有人跟音乐沾边,任何艺术都不懂。父亲来自河北乡下,据他讲当年日子很惨,爷爷都是饿死的,解放后父母在军医院工作,12岁以前,我的生活环境与艺术完全无关。”
“12岁第一次摸小提琴,8块钱的那种。”郭文景说之所以学琴,并不是他一个调皮娃儿平白无故喜欢上艺术,而是在1968年那个特殊的时代,普通年轻人只有两条好点的出路,要么当兵,要么参加文工团演样板戏。父亲给哥哥买了把琴,他也跟着自学。
那时全国城乡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庆这边文艺界和医疗界两个系统一起下乡。“我爸是其中一支下乡队伍的队长,队里有卫生局医院的人,也有文艺院团的人。”郭文景回忆,知青下乡时,哥哥和妹妹下了乡,他的命运让父母忧心,“这时有个文艺系统的熟人告诉我爸,最近市文化局在招样板戏班学员啦,老二不是会拉小提琴吗,去试试吧,我就这样上了道。”
影响
受巴渝山水影响,作品有股“迷阵般的气势”
从演奏转向创作的路上,郭文景又有不少奇遇。先在重庆市文化局样板戏学习班呆了两年,14岁考入重庆市歌舞剧团做小提琴手,“依然给样板戏伴奏,像前段时间冯小刚电影里的沂蒙颂、草原女民兵等,我都演奏过。”
“有些人回忆起那个年代,会提到迷茫和惶恐,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歌舞剧团的工作已经是当时青年能想象的最好工作之一,进团就是掉到福窝里。”
18岁时,郭文景偶然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有种“被电击中的感觉”,他决定自学作曲。后来,他又在团里一位老同志家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不可思议的旋律,‘滴滴滴当!梆梆梆!’”他模拟着《命运》的旋律,右手在空气里划着节拍,激动得一拍大腿,“第一次听啊!太震撼了!”
郭文景渴望学作曲,于是有了拜访朱践耳先生的经历。一次随团进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后,郭文景与团里一位定音鼓手径直去了上海,那位鼓手是朱先生的外甥。
“就像现在年轻人追星,不会考虑是否打搅人家。朱先生人真好啊,根本不认识我还管吃管住管上课。呆了两周吧,现在还记得他在钢琴前给我们上课的情形,还有他家的饭桌,上海人家餐具很精致秀气,跟我们单位大茶缸子吃饭完全两样。”临走时,朱践耳亲自托关系,帮郭文景他们搞到上海回重庆的船票。
“我早在李白的诗里读到过三峡,然而那是我第一次坐船过长江,诗歌意象和真实风光结合了,我第一次对川江、对三峡有了直观体验。激流、峭壁、悬棺,后来都写进了我的毕业作品《川崖悬葬》。有人说听起来阴森阴沉,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这些神秘所在充满了从大地迸发出来的野性力量,这是远古僰人文化记忆的留存,这力量令我陶醉,后来我也反复赞美它歌颂它,大概这也是巴渝山水对我的影响。”
“因为朱先生,才有了这趟神奇的旅程,后来想想,这不正是杜甫写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嘛。”
去年,61岁的郭文景出版了一张集合多年创作的唱片《天地的回声》,对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创作予以小结。作品数量众多,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偏向直面人性、剖析精神世界主题。有人说,这是来自巴渝大地的加持,有股“迷阵般的气势”。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赵欣 摄影 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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