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重案组37号消息，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自己名字时，很气愤，也很不屑。

媒体的报道中，他的头衔是“龙港丐帮帮主”。任国明否认自己是帮主，他对重案组37号探员说，“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任国明目前处于监视居住阶段。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使用“拉红线”的方式，向办喜事的蔡金树讨要人民币150元，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2018年4月18日，苍南县人民法院审理“龙港丐帮”乞讨团伙以强行乞讨方式寻衅滋事案，该组织的3名成员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因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 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任国明另案处理。

上述判决为当地法院首次对该乞讨团体作出刑事处罚。苍南县人民法院告诉重案组37号，“龙港丐帮”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国明为首，有固定成员11人。“龙港丐帮”长期以来利用当事人希望大事化小、不愿在特殊日子报警的心理，多次结伙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破坏社会秩序。

随着任国明被抓，这个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红白喜事上乞讨多年的“龙港丐帮”彻底覆灭。重案组37号从苍南县人民检察院获悉，除上述3名已判决成员外，“龙港丐帮”剩余的8名骨干成员，1人死亡，2人取保候审，2人监视居住，另有3人在逃。

▲苍南警方打击“龙港丐帮”现场。    苍南县公安局供图

“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2018年5月，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当地媒体对“龙港丐帮”的报道，早已放弃乞讨职业的他意识到自己“成名”了。他对媒体报道中称其为“帮主”，以及帮规等内容，任国明表示不屑，“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龙港丐帮在当地知名度很高。本地一位市民告诉重案组37号，2016年以前，在龙港本地的婚礼中，遇不到乞讨反倒很少见，有时一场婚礼能遇到三、四拨人。在当地一家彩票店，提起“丐帮”，在座的5位市民均称，其在亲友的婚礼中均见识过“丐帮”讨要红包。

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乞讨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警方出现时，任国明并没有逃跑，“进进出出好几趟了。”任国明说，根据其以往经验，他判断关几天就会出来，但这次他没有算准。当天被抓获的“龙港丐帮”，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随着任国明落网，“龙港丐帮”覆灭的消息被当地媒体报道，帮主“任我行”浮出水面。苍南县法院告诉重案组37号，“龙港丐帮”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国明为首，有固定成员11人。一审法官许明举透露，“龙港丐帮”成员分为职业乞讨和兼职乞讨，这些成员中，有的年龄偏大、缺乏职业技能或身有疾病、残疾，这类成员往往会成为职业乞讨人员。而组织中亦不乏年轻人，如杨纪兰年仅35岁，其丈夫开小巴车，她负责售票，在闲暇时会参与乞讨。

“龙港丐帮”成立前，乞讨人员成群结队在红白喜事上出没，但相互间并没有默契，颇有“大帮哄”的意味。在任国明记忆中，如果遇到婚礼场面大，一场婚事来讨红包的最多能达上百人，每人讨要金额一般在8毛至1块钱。

任国明及另一组织成员陈宇辉证实，在龙港丐帮形成前期，以“前帮主”李方辰为代表的本地派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下人多、名气旺、熟悉风俗”。任国明回忆，在前期的乞讨活动中，他多跟随本地帮学习讨要手法。

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均为外地人员，在“龙港丐帮”形成过程中，龙港丐帮中外地派与本地派的融合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过程。陈宇辉回忆，当时本地派多集中于苍南县龙港镇南部活动，而外地派在初期的活动范围较为分散，并无固定地盘，按其说法，有些“打游击”的意味。

“起初，本地派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同一场婚事，外地人员讨要的金额往往为10块、8块，或者干脆要不到，而本地人员早已经形成了讨要的固定方式及220元的讨要金额。”任国明称，在初期跟随本地人学习乞讨时，多次遭到本地人员的辱骂、甚至殴打，为此其一度偏好单独去讨要。

但土客之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出现调整。任国明，在警方大规模打击之后，组织内部人员流动很大，常会出现成员病逝、被抓、转行、回乡等状况，“这时候土客的观念就没那么重了。”

陈宇辉说，前帮主李方辰眼部、腿部皆有残疾，病逝后，本地派与外地派一定程度上实现合流，形成今天的“龙港丐帮”，任国明顺理成章成为“帮主”。苍南法院介绍，任国明成为“帮主”后拥有诸多“权力”。如有新人要加入丐帮，需要任国明的同意;讨要的香烟，必须全部给任国明;讨要红包的数额，由任国明定，所有成员不可擅自更改。

虽然任国明对以上说法一一否认，但陈宇辉及杨国强则证实，任国明在后期作为组织领导的说法毫无疑问，但并不拥有绝对权威。“有的人听他的，有的人也不理他。”

▲“龙港丐帮”划地盘所用的红纸，一般在婚礼前一天贴至受害者家门上。 苍南县公安局供图

“丐帮驾到”

本地帮和外地帮没有融合之前，由于讨要红包“过火”，龙港丐帮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任国明说，当时乞讨人员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没有默契，常会出现一场婚事“走马灯”式轮番上阵，讨要金额也有漫天要价的情况，连他都觉得要得太“过火”。

据都市快报报道，2012年5月2日，龙港一位市民在婚礼上先后遭遇6拨“丐帮”成员乞讨后，愤而报警。此后，多位受害人将遭遇发布到微博上，引起大量受害人共鸣。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作出批示，要求公安和当地政府对这一恶意乞讨行为坚决打击，还百姓以安宁。

当年5月9日，在旧历属于“黄道吉日”。苍南警方告诉重案组37号，根据日期特点，他们预判“丐帮”会大规模出动，当天，苍南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力，共抓获50多名“丐帮弟子”。这些人被处以治安处罚或警告。任国明因在家搭棚子躲过一劫。

本地帮和外地帮融合，乞讨方式也统一起来。办案民警透露，龙港丐帮组织化以后，虽然当地仍存其他乞讨团体，但都较为零散，无法与“龙港丐帮”相提并论。

2016年1月21日，苍南本地人杨益光在距龙港镇6公里的家中挂起气球、贴上喜字，准备迎接次日儿子的婚事。中午时分，一张10厘米见方的红纸，贴在了杨立荣家一楼的门框上。

这张红纸用印刷体的黑字写着“丐帮驾到”，黑字下面附有手机号码。随红纸而来的，便是任国明。一审判决书显示，“龙港丐帮”成员任国明在苍南县宜山镇环城南路，向杨立荣强行讨要人民币102元。杨益光回忆，任国明径直走到他家一楼的楼梯口，“我要是不拦着，他直接就上楼了。”

在“早生贵子、百年好合”的吉祥话中，杨益光立即明白对方的来意。杨立荣妻子说给10元，任国明不肯，开口要220元。几番还价，双方说定价格在102元。

杨益光至今不肯承认自己遭遇“强行讨要”。数月后，民警上门调查时，杨益光认为此事根本不值一提，在苍南本地习俗里，红白喜事中有乞丐前来讨要红包是常事，主家如不给，则会被视为有失体面。杨益光的妻子还和民警开玩笑“政府是不是想拿这个事搞些名气”。

但直接开价的方式还是让杨益光感到不适，对方貌似客气的话语中甚至透着神气，“他说这张红纸就像‘圣旨’，只要他贴了，别人看到就不会再要红包。”

果然，在当天下午及次日白天，又陆续有两拨人登门，以同样方式讨要红包。杨益光拿出此前贴在门上的红纸，两拨人立即离开。办案民警说，红纸起到“立威”的作用，相当于行规：我要过了别人不可以再要，实际上是立山头、划地盘。任国明解释，后续再来的成员也并非空手而归，他们的红包费由贴红纸的成员分赃，无需主人再支付。任国明称，贴红纸为组织成员内部商定的“帮规”，可以降低过度讨要导致的风险。

一审判决书称，在向杨益光讨要成功后，任国明将所得红包分给包括被告人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等人组成的“龙港丐帮”成员。分赃为每完成一起分一起，由参与乞讨的成员平均分配。办案民警称，除红包费平均分配外，组织头目对香烟分配享有特权，普通成员只能分钱，香烟则由任国明支配。其中，名贵香烟会卖掉赚钱，差一些的香烟则留下自用。

杨益光不知道，其认为“不值一提”的讨要行为只是法院认定的“龙港丐帮”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一审判决书显示，从2016年1月21日至3月12日，不到两月时间，仅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3名成员参与的强行讨要案件就达11起，涉案金额1620元。苍南县公安局办理此案的民警表示，他们调查的仅仅是2016年的部分案件，2016年以前的案件调查十分困难。

▲处于监视居住中的任国明，自称已与“丐帮”成员断绝联系。    新京报记者 卢通 摄

帮主“任我行”

任国明想彻底跟乞讨行业的人划清界限。从看守所出来，他把所有“龙港丐帮”成员的电话号码删了。

监视居住阶段，任国明仍住在龙港——一顶200多块钱买来的帆布棚子里。年逾6旬的任国明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双手不知因何疾病一直肿胀、颤抖，嘴角在说话时会流下口水，需要用手不停擦拭。放弃乞讨后，他做过很多职业，收废品、抬重物、在白事里做护工，甚至还捞过尸体。“乞讨不会再干了。我现在吃我自己的饭，挣的钱是干净的。”

“街坊都跟我说，你这下可厉害了，都上了新闻了。”任国明讨厌“丐帮”这个称呼，“丐帮这个名称很难听。在人们眼里，乞丐就是讨饭的，一来讨饭别人都厌恶，都要走。”

有安徽蒙城老乡劝任国明早日转型。在任国明眼中，这些老乡在龙港做生意都混得不错，他很羡慕。任国明出来后，一位蒙城老乡送他一辆二手三轮车，方便收废品。最近几周，废品生意不太顺利，一天只能挣十几二十块。遇上下雨天，任国明只能在棚子里看电视。旁边水果店老板送了任国明一台21寸液晶电视，任国明说，他最爱看抗战剧。

苍南县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任国明今年57岁，安徽蒙城人，江湖人称“任我行”。因其在龙港已超过二十年时间，在丐帮界有一定影响，被一致推选为“帮主”。

对于“帮主”之称，任国明在接受重案组37号采访时，一口否认：“你看我像帮主吗?”但他承认，“任我行”这一绰号确实为自己所起，其目的是增加知名度，也方便在乞讨中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

任国明说，1998年，他花5块钱扒火车来到杭州。此前，他在北京、上海、宁波等地流浪多年，后因寻找同乡来到龙港。由于双手一直颤抖无力，除年轻时在安徽宿州短暂做过矿工，此后便再也无法干重活，只能以流浪乞讨为生。

来到龙港之后的任国明 成为当地乞讨大军中的普通一员。任国明称，至龙港初期，他曾在龙港供电所打过零工，因不能干重活，靠看守杂物挣一些零钱，但微薄的收入“连吃饭都困难”。当时，龙港婚礼上要红包的习俗已存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学着本地乞丐前去乞讨，逐渐成为“龙港丐帮”的一员。

“龙港丐帮”行为损害公序良俗

民警透露，“龙港丐帮”具体的发展脉络已很难考证，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丐帮成员一开始发现婚礼讨红包有利可图，然后把老乡带进来，团队内部多为以老带新，延续下来。“在团队发展上，可能并没有主观意识去推动组织的发展壮大，只是人多了好要，他们就多吸收一些人，如果人太多阻碍了分赃，就会控制人数。”

苍南法院提供的材料显示，“龙港丐帮”每逢吉日，各成员在苍南县龙港镇等地寻找办红白喜事的家庭，分组进行乞讨，并规定不管红白喜事，红包一律开口要220元加两包中华香烟。如果不听安排，甚至可能遭到开除。每天所得红包会平均分配给成员。

遇到好日子，任国明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其他成员，他们会在龙港街头逛，看到谁家门口挂气球，即可判断有婚事。或者在花店蹲守，看结婚用的气球送到哪里，确定好地点后，提前一天上门讨红包。此外，捡废品的人和三轮车夫也会提供线索，如果提供的主家线索没有被乞讨过，就可以领取10元奖金。

张晓翠向警方供述，此前丐帮都是一群人去一个地点，效率低，被抓的风险也大，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分组讨要后，效率大大提高，被抓的也很少。

多位成员向重案组37号表示，虽然分组讨要避免了“大帮哄”的风险，但在分组讨要中，常出现部分成员隐匿金额不上交的情况，这会立即遭到“帮规”的惩罚。任国明回忆，有一次他单独讨要来红包后未和其他成员分享，曾遭李方辰辱骂、殴打，“被打得在床上躺了两天。”

除分组乞讨，丐帮在讨要手法与讨要金额上也有讲究。办案民警称，“龙港丐帮”成员经常会在一起讨论出动日期及如何讨要红包更容易，220元的红包金额是丐帮经过长期总结得出的安全数值，既降低风险，又保留还价空间。任国明表示，在前期“大帮哄”阶段，曾有一场婚事累计讨要500多元的情况，激怒事主。

一审判决书称，讨要红包的方式为拦婚车、纠缠被害人、口头威胁。对此，任国明、陈宇辉一致称，丐帮讨要红包从不采取强制手段。任国明说，“我多年来要红包从来未曾强迫别人，别人给我就拿着，不给我就走。”

虽然任国明一口否认，但陈宇辉曾亲眼见过任国明用拉红线的方式阻拦婚车，具体方法为，在婚车前拉一根红线，婚车即不敢通过。在当地习俗中，婚车如不加理会直接通过，则被视为“闯红线”，是十分不吉利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讨要红包多半会成功。

主审法官许明举表示，虽然主要成员均否认“强行讨要”，并将之归结为本地风俗，但“龙港丐帮”的行为早已超出这一界限。在传统风俗中，如遇乞丐乞讨，主人家一般会用打包一些剩饭剩菜招待，假设主人家大方，还会包几个红包以打发来人，“传统风俗的关键特征在于主人家自主自愿”。但在“龙港丐帮”案件中，丐帮成员主动讨要、明码标价的行为，均已超出传统风俗的界限，对公序良俗是一种损害。

任国明至今未婚，他偶尔和侄子在微信上聊天，侄子担心大伯即将面临的审判，“他跟我说，(劝我)这次进去要好好改造。”

(文中人物除许明举外，其余均为化名)

原标题：温州苍南“龙港丐帮”覆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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