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晋]王珣（局部）

《游春图》[隋]展子虔（局部）

《十咏图》[宋]张先（局部）

《苕溪诗帖》[宋]米芾（局部）

北京故宫，武英殿外，一条数百米的“人造长龙”缓慢地移动着，若要从队尾排至队首，通常需要五到六个小时，而故宫每天的开放时间也不过7小时40分钟。

自2015年9月8日“石渠宝笈特展”开展以来，如此景象每天都会在武英殿外固定上演。据统计，仅9月8日当天，就有超过8500人走进了这座古老的宫殿，此情此景，自武英殿在明朝初年建成至今，实属罕见。

武英殿内，长528.7厘米，宽25.2厘米的《清明上河图》全卷铺陈开来，静静地躺于玻璃展柜中，柜内柔和的灯光打在画卷上，仿佛要将它从沉睡中唤醒。528.7厘米，对于一个成年人，走过如此距离大约需要七八步左右，而这穿梭在北宋汴京城内的七八步却移动得极为缓慢——画卷中的八百多个人物、近百匹牲畜、二十多辆车、轿……纷纷在眼前醒来，嘈杂的声音也从四面喷来，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说书声……

展柜一侧的几行简短文字用于介绍《清明上河图》的前世今生，段尾的最后一句是：1957年，回归故宫博物院收藏。而少人知道的是，此前，这份珍宝几经周转，历经劫难，差一点难见天日。

紫禁城大火

1952年，37岁的东北局文化部文物处研究员杨仁恺一直在为两件事奔忙，一件是作为长春伪宫文物清理小组成员调查与回收溥仪留在伪皇宫小白楼中的珍贵文物，另一件则是清点两年前由东北人民银行转至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多件文物。

杨仁恺来到清点现场时，已经有工作人员完成了初步的整理，一些保存完好、品相上佳的书画、珠宝等已经被选出，另一些则仍散落在仓库各处。杨仁恺拿起一幅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的残破画绢慢慢展开，那时的民间也流传着多张《清明上河图》的仿作，至于真迹，自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后，早已不知去向。

随着这幅画绢在杨仁恺手中一点点展开，他的惊讶程度也在一点点提升，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杨仁恺详细描述了当时自己的发现过程——先看编年，没有问题，它的内容与《东京梦华录》里的记载一致，“当时开封的桥是木头桥而不是石头桥”；其次，看画风，“它是民间的风俗画，风味十足，非常细致，具有宋代国画的时代原貌。”杨仁恺此前看过很多有关《清明上河图》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对于画中的细节、内容早已熟稔于心，“眼前的这幅画与想象中的很多细节都一拍即合，当时我的眼睛就亮了，忍不住拍案叫绝！我那时候心里非常激动，真没想到，此生我还能看到它的原作，要知道，从‘靖康之乱’算起，到1952年，已经过去了八百多年。”

杨仁恺，四川岳池人，著名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被称为“人民鉴赏家”。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勉强就读于旧制高中理科，辍学后在成都一家私立女子中学教语文和历史，学校附近的古玩街时常令他流连忘返。1945年，30岁的杨仁恺来到北京，常在琉璃厂书肆坊间浏览，见识到很多名帖珍画，逐渐练就了鉴别古书画的深厚功力。1949年，经由在东北组织部工作的同学引荐，杨仁恺来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工作，后任职于东北博物馆，2008年于沈阳病逝，享年93岁。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如果不是杨仁恺亲眼所见，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清明上河图》的真迹还留存于世间。靖康之乱后，《清明上河图》从宋徽宗内府流落至金邦，成为私人藏品。元朝初年，它又被统治者纳入内廷。明至正年间，它再次由宫廷转入民间，后被奸相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藏。明隆庆年间，它重新被官府收没，第三次归入宫廷。万历六年（1578年），大太监冯保巧用伎俩获得此图，并将它带出宫外。清乾隆年间，它被湖广总督毕沅收藏。毕沅死后被抄家，此图卷遂在嘉庆年间再入清宫，藏于延春阁内。即便是对于这一过程有所了解的清宫遗老，也同样不会相信真迹的存在，因为1923年6月，紫禁城的一场大火，足以扑灭人们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所有幻想。

1923年6月26日，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已有12年之久。12年前，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按照民国政府给清皇室的优待条件，他偕少量嫔妃、臣子和太监等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

当晚9点多，紫禁城建福宫的西花园突然起火，溥仪急忙给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等人打电话，请他们速派消防队前来救火。但因宫中既无自来水，又缺水井，消防员“英雄无用武之地”，火势很快由静怡轩一直烧到延春阁，周遭的宫殿化为一片火海，最后，意大利公使馆派出数十位有消防经验的士兵，拆除房屋，隔断火道，直到27日凌晨2点，才将大火扑灭。

建福宫大火一共烧毁了400余间房屋和大量的珍贵收藏，文物、经书、法器等都化为灰烬，当时，即便是熟悉清宫收藏的人，也都认为包括《清明上河图》、东晋王珣《行书伯远帖》等诸多稀世珍宝均葬身火海。从此，世间再无《清明上河图》。

至于起火的原因，有人说是因太监不懂用电导致，溥仪则认为是太监们为掩盖偷盗宝物的罪证而故意纵火。大火熄灭二十天后，怒气难平的溥仪下了一道谕旨，将宫内太监全部撤裁。即便在皇朝末日，溥仪也在尽力维护着自己对珍贵文物的独断权。只是他也知道，帝国已经崩塌，这种王者私藏的权力，已经难保朝夕。

哪一件是真的？

根据杨仁恺先生的记述，1922年7月13日，溥仪开始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其读书之机，从珍贵的宋、元版善本书下手，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地运出紫禁城。

从1922年9月28日开始，溥仪先是几天“赏”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逐日赏赐，数量渐增，高峰时一次能“赏”35件。至1922年12月12日，溥仪共从紫禁城运出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辽宁省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董宝厚认为，溥仪算是个细心人，他手中有本清宫散佚文物目录，详细记载了赏赐每件文物的时间和领赏者姓名，这本目录于1925年7月31日被国民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而原本被人们认为已从世间消失的《清明上河图》就在其中。

溥杰兄弟从宫中运出的上千件书画、古籍和珠宝均带到了溥仪之父载沣的醇王府中。后又由溥佳的父亲载涛运到了天津英租界的张园。1924年底，冯玉祥打进北京，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翌年2月份，溥仪来到张园，在此一住就是7年。

1932年春天，溥仪在日军的操控下，带着家眷迁往长春。长春光复路一栋二层小白楼也成了溥仪在伪满洲国的皇宫。从紫禁城中带出的古籍、书画和各式珍宝，共计两千余件也一同随他到来，这些文物装了100多个箱子，每个箱子一米多长，在关东军的协助下押往长春。其中，包括《清明上河图》在内的古籍和书画，整箱放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东间，随后在这座时称“小白楼”的建筑中沉寂了13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垮台，溥仪逃往吉林省白山市大栗子沟。逃跑前，因古书太多无法携带，他便挑了些精品运到了大栗子沟。不几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溥仪只能从之前的选择中再挑出120多件珍贵书画和一些珠宝随身携带，准备逃往日本。但在飞机起飞前，溥仪一行人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字画珠宝等作为战利品，均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

精挑细选出的文物被收缴，留在长春伪皇宫内的文物的命运则凄惨许多。士兵见主子跑了，楼内堆放着带不走的箱子，一哄而上，拆开封条，虽然不懂，但认定箱内是皇家的好东西，他们先抢金元，再夺书画，分赃不均的就撕成几半。据辽宁省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董宝厚讲述，士兵们发现了北宋李公麟的《三马图》，在争夺中将其撕扯成了三截。

队伍解散后，士兵们或变卖，或珍藏，或害怕罪证暴露干脆毁掉文物。中华抢救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说，溥仪被俘后，全国各地的古董商闻风而动，尤以北京和天津的居多，前往东北淘货，当时的民间古玩交易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大批来自东北的、清宫内的古籍书卷，古董商称其为“东北货”。

历史长河在此处分岔，曾经为皇室独享的人类文化成果，有了完全不同的境遇。或者，被私人收藏，继续隐匿光芒、与世隔绝；或者，进入官方博物馆，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缺乏与世人见面的机会。还有一些，在民间流转，过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价值，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被破坏、被消灭，从此，世人无缘再见。

好在《清明上河图》并没有再次流落民间，它连同其他被收缴的文物一起由东北民主联军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成立，东北人民政府下令将东北人民银行中存放的收缴文物一并上交东北博物馆。

1949年后，这些被收缴的文物一直存放在东北博物馆的库房中，直到三年后才开始进行清点工作，也正是在那次清点中，杨仁恺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其实，杨仁恺在清点过程中发现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一件，而是三件，另两件是一本摹本和一本“仇英版”。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为明代画家仇英临摹绘制，该画的结构大体按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景物顺序布局，但描绘的是明朝中期苏州繁荣景象。与呈现汴梁风土人情的原画相比，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卷中房屋建筑更为规整宏大，崇楼台阁、深宅大院，连商铺的门面也颇为宽敞，画中裱画店、银楼、香楼、古玩瓷器店等，正是明代新兴的行业，加之女伎歌舞弹唱、校场骑射练武等场面，一幅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风俗画跃然纸上。

正因为如此细致的画工，在杨仁恺赶到时，先期抵达的清点人员已经将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选出存放，而真迹则散落一旁，直到被杨仁恺发现。

事实上，自《清明上河图》问世以来，名家争相收藏，世间出现了多个仿本、摹本以及赝品，乾隆年间，真迹先后为文臣陆费墀、毕沅私藏，酷爱书画的乾隆帝得到的只是与原作接近的仿品，于是他干脆自行创造，召集五位画家，临摹仿品并加以创新，这幅画增添了很多明清时代的社会风俗，虽失古制，却也富含研究价值，它被称为“清院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地现存的《清明上河图》多达30多本，关于真伪，学美术史出身的董宝厚表示：“每件作品都有它自己的艺术价值。我们现在鉴定出它是伪的，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被认为是真的，广泛流传，留下很多钤印和题跋，人们学习它、临摹它，它已经影响了美术史的发展。”

如今，当年与真迹一同随溥仪颠沛最终被收缴的其他两幅《清明上河图》，均为辽宁博物馆馆藏。

从“送京鉴定”到行政调拨

除了在清点由东北人民银行转交的收缴文物时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真迹，1952年，杨仁恺在长春伪宫文物清理小组的工作也收获颇丰。

记者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到的一本蓝色小册子《辽宁省博物馆四十年纪事》（下称《四十年纪事》）中记载道：“1952年4月至5月，‘三、五’反运动中，杨仁恺前往长春，阎万章等前往兴城、天津清查长春伪宫流散文物，收回珍贵文物多件。”

以长春伪宫文物清理小组成员的身份，杨仁恺和几名书画鉴赏专家到了长春，调查当年存于小白楼的文物下落。他们进监狱询问被关押的国民党官员，走访曾经在伪皇宫做事的人和古董商等，清理小组还制定了文物征收办法，对主动上交者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等，此办法经东北局批准后实施。短短两个月时间，最终收集上来130件清宫散佚书画——“6月3日，‘三、五’反运动中在长春、兴城、天津等地清查出来的《唐人画女孝经并书手卷》、《韩滉丰稔图卷》等长春伪宫散佚书画130件，由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拨交我馆入藏。”《四十年纪事》中如此写道。

但这130件书画在东北博物馆仅存放了3个月，“9月，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指示，我馆将已入藏的在‘三、五’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长春伪宫散佚历代书画130件全部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东北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拨交工作要由政府部门来完成，杨仁恺将收缴的书画交给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的曲瑞琦，曲瑞琦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张珩办理了交接。那次调拨书画的凭证至今仍存放在辽宁省博物馆中，凭证上清晰地列出了130件上交书画的名称，接收单位的印章虽有模糊，但其他字迹尚清晰。出现在“石渠宝笈特展”中的北宋燕肃《春山图卷》，赵黻创作的《江山万里图卷》等都在那次调拨的序列之中。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部门以行政命令第一次大规模地从地方博物馆向中央级博物馆调拨文物。此时，《清明上河图》仍存放于辽宁省博物馆内。除了由东北人民银行转交上来的文物外，一些当年的官兵和市民也向辽博捐赠清宫文物，辽博也从辽宁省文物店购买了多件文物，后者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老字号国有文物商店。

1957年，文化部下令，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四幅名画，五代黄荃《珍禽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北宋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和南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送京鉴定”。

何谓送京鉴定，董宝厚称：“从我的理解上，越是重要的文物，越需要反复地鉴定。不是由一个人鉴定完了，就成了定论。文物是一个不断研究和鉴定的过程。不是简单地说鉴定它的真假，也要确定它在（文物或）美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做出一个全方位的中肯评价。”

1994年至2001年在辽宁省博物馆任职馆长的王绵厚回忆，1957年北京故宫要办个临时展览，从辽博拿去这四幅画，拿的时候说是“鉴定”，过了两年后，文化部正式将四卷书画调拨给故宫博物馆。

对此，《四十年纪事》也有记录：1959年，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指示，辽宁省博物馆将1957年送京鉴定陈列的馆藏四幅绘画珍品“调拨故宫博物院”。

为何调拨这四幅画，《清明上河图》自不必多言，其余三幅的价值也毫不逊色，《珍禽图》是黄荃存世的唯一真迹，亦是花鸟画的源头和范本；赵伯驹《江山秋色图》为北宋青绿重彩山水画流传至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绘有千批马和百余人，气势恢宏，画者功力极深。四卷画张张稀世罕见，价值连城，在辽博，早已是镇馆之宝。

对于镇馆之宝被调拨，现青海省美术馆副馆长、美术史专家曹星原曾在做客访谈节目《锵锵三人行》时表达过当年东北博物馆老先生们的失落——“很多年都无法释怀”。对于这样的说法，辽宁省博物馆曾经的两任馆长姜念思和王绵厚的解释是：“《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发现和鉴定，不是百分百的统一，鉴定可以理解，只是有人认为不仅仅是杨仁恺一个人发现的，这让杨老有点生气。”一次饭局，杨仁恺和王绵厚聊起了这方面的话题。现年71岁的老馆长姜念思坦言：“作为一个馆的收藏（被调拨），自己会有点想法，但是总的来说，特别在那个年代，观念和现在的不一样，这些书画本身就是故宫的，辽博上调，这是给国家做贡献了。”

“贡献”一词带有着浓重的计划经济时代意味，而时代却已悄然发生了改变。《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中也记载了地方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关于文物调拨的一场纷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将故宫的文物南迁，逃亡台湾时，很多文物来不及装箱，就留在了南京博物馆，总计万余件。新政权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多次要求取回文物，但南京博物院一直拒绝，双方各执一词，缠斗多年，甚至闹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那里，最终表示“维持现状”，双方才停止争吵。

该书作者野岛刚（日）去南京博物院参观时，曾经看到过几件展出的故宫文物，但出于种种原因并未注明出处。

据王绵厚等人回忆，近二十年来，已经鲜有由国家发出的调拨文物的行政命令，“各地博物馆都要发展，也不太愿意将文物轻易让出。”他本人亲历的最后一次调拨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历史博物馆拿着文化部和国务院的通知，到辽博调拨了十几件馆藏，其中有唐宋时期的玻璃器。如今，馆际之间的文物流转多以借展和交换的方式进行。

“见了这一次，以后也许就永远看不到了”

重回紫禁城的《清明上河图》与其他许多珍贵文物一样，都被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地库内。

只是，此地已经换了主人。

1925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不久，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将故宫由皇家私邸变成一所公共博物馆，并于当年10月10日对外开放。以无上皇权搜集起来的文物典籍、书画玉器第一次在故宫展示在世人面前。那一天，万人空巷，在汽车还是稀罕物的时代，竟然开始堵车。故宫展厅里的栏杆，都被挤断了。

1949年，新政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并于1958年7月再次对外开放。在之后的发展中，一个逐渐具有现代观念的博物院逐渐成立，曾经代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故宫，终于变成了“将天下宝公示于天下”的场所。

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向斯介绍，现在故宫共存文物180多万件，90%都要收藏在地库，那里常年恒温恒湿，安保严密。随着科技的发展，用于存放国宝的故宫地库也在不断升级。如今，地库的门是德国进口的，极厚极严，地库内还设有面部识别系统、手纹识别系统和密码系统。如果发现异常情况，通道内的喷淋系统、烟雾系统都会随时启动。在防盗方面，一天24小时均有专人进行看守，还有监控室的24小时监控。

向斯表示，目前已经有多国的领导人提出要去故宫的地库参观，但均被拒绝。如果出于外交等原因需要展示文物，必须经过一个严格的审批程序，经故宫博物院院长审批同意后，才可以将这件文物提到地库地表的展览室。结束展览后，文物立刻送回原来的库房。“即便是院长进入地库，也需要经过登记，且相关的科长、每个库的库主等所有人都得到场。文物抽查也是一样，都有一套严密的手续。”

珍贵文物的外借同样也要经历如此一丝不苟的程序——通常由文化部审核，交由故宫博物院院长审批后才可外借。外借过程中，筹展人员会对文物进行装箱打包，由国家指定的运输公司运送。整个装运、保险、开箱、布展都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此外，故宫还将对承展方的展出地点进行严格的勘察，“空间结构、温湿度、防火防盗等只要有一条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进行展出。”向斯说。

近二十年来，《清明上河图》已有多次对外展出的经历，尽管不是全卷展出，但几乎每一次展出都会制造万人空巷的“排队盛景”。

2002年，《清明上河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参观者的排队时间曾创下超过6个小时的纪录。

200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清明上河图》赴香港艺术馆展出，并一举创下艺术馆观众人数纪录。为了此次展出，香港艺术馆专门制造了专柜，所用玻璃均在英国定制。为了保护画面，香港艺术馆对照明强度也有严格安排，尽量减少强光照射。

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为了这一份纪念，中国政府特批《清明上河图》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时值一月，前去参观“神物”的日本民众在5度左右的户外排起长队等待入场。不少人手持放大镜仔细观察，现场保安不停催促参观者挪动脚步，但仍有人久久驻足，更有人在事后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不舍得动，甚至还有一种与哪一位亲人‘遗体告别’的感觉，因为见了这一次，以后也许就永远看不到了。”

相比较在故宫之外制造的轰动，《清明上河图》2005在故宫的展出则显得异常“沉默”。2005年，为庆祝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清明上河图》全卷展出。当时，以北京工业大学马重芳教授为首的科研人员还专为《清明上河图》量身定做了恒温恒湿充氮的文物密封展柜。但是因为展览地点偏僻，宣传不足，这次展览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注意。

在《清明上河图》为数不多的展出中，最特别的或许还是2004年重回沈阳的经历——2004年12月12日，位于沈阳市政府东侧的辽宁省博物馆新馆门外，排起了长长的参观队伍，除了本市居民外，很多人从外地赶来。队伍移动缓慢，临近17点闭馆，仍有大量参观者候在馆外，不愿离去，他们多为《清明上河图》而来。

一个月前，为庆祝新馆建成开放，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了“清宫散佚书画国宝展”，他们将45年前调拨故宫的那四卷书画借了回来。“这里曾是那几幅书画的家，借展也是为了让它们‘省亲’。”董宝厚说。

为了不让排队等候的人们失望而归，辽博破例延长了展览时间，一直等到最后一位观众看完展，时钟已指向第二天凌晨两点。

（2015年）十一假期过后，“石渠宝笈特展”将更换第二批文物展出，《清明上河图》也将结束该次亮相。武英殿外的队伍还在缓慢移动，人们每迈出的一小步都变成了一种颇具告别仪式感的举动，“每展出一次都会休息三年”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故宫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因为“文物不可复制，每展出一次后都要经过长时间的维护和休息”。

至于《清明上河图》下一次在故宫的亮相，有消息称，很有可能会是2020年，因为那一年将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

原载于《Vista看天下》2015年第27期，作者张鑫明，原标题：谁的《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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