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消息，从新华社编辑徐勇到艺人高以翔，他们的突然离世令人惋惜，也令“救命神器”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再次被热议。

AED，被称为生死一线的“救命神器”，现实生活中配置到底如何，是否得到了正确使用，又是否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的生活？

近日，红星新闻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发现，尽管近年来院前急救、心肺复苏（CPR）等急救常识已走入大众视野，但AED在国内的推广普及仍差强人意。在北京的大型商圈、地铁等公共场合，仍难觅AED身影。而公共场所AED的普及距离“黄金四分钟”的救治要求相距甚远。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相关人员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AED设备确实能够提高救治的成功率，但推广急救知识的普及更为重要。

采访过程中，多位业内人士均透露一点，AED的缺乏只是一个“缩影”，背后反映的仍是公众急救意识的匮乏。

现状

AED配备分散且少“派上用场”

如果想查询离自己最近的AED身处何方，微信小程序“救命地图”就可以办到。急救培训机构“第一反应”就是该程序的开发者，其联合创始人Lisa告诉红星新闻，“救命地图”可以根据用户所在位置，提供最近的AED设备所在位置，并跳转到外部地图程序进行导航。

通过查看“救命地图”，红星新闻注意到，该地图收录的北京地区AED设备分布，呈现极度不均的状态：以朝阳区为例，在三里屯及国贸的核心区域，AED设备布置的较为密集，但在稍靠近东南方的九龙山及百子湾一带，AED设备的数量则寥寥无几。

除此以外，多个地图app显示，西单、王府井等大型商圈，甚至北京地铁、火车站等公共场所也难寻AED。

↑北京西单、西直门等商圈仍难觅AED

红星新闻记者在合生汇商场通过“救命地图”搜寻到了附近的一台AED设备，位于一街之隔的写字楼5层，设备属性为企业捐赠。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公司下班时间后，便无法取出设备使用。

该AED设备联系人告诉红星新闻，设备为自己所在公司管理，但也可以外借给公众使用，只是几乎没有被借出使用过。该联系人还解释说，考虑到丢失风险等原因，该设备一直都是存放在门店之内，所以当员工们下班的时候就无法被取出了。

↑王府井东单附近也同样稀缺

红星新闻查看“救命地图”后注意到，这台设备是合生汇商场周边1KM范围内的唯一AED设备，而合生汇商场内也并未配备AED设备。

而在南二环的中海地产广场也显示有AED，红星新闻记者询问物业人员得知该设备已配置一年多时间，在地下员工食堂还有一台。但期间并未“派上过用场”。

该物业人员表示设备可以正常使用，此前设备的厂家也为写字楼内的员工代表组织过专门培训。尽管写字楼内有物业人员值守，保证AED免遭破坏，但同上述AED的情况一样，当写字楼关门后，该AED同样无法取出发挥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AED作为一项供非专业医疗人士使用的社会化急救设备，尽管操作简单，但不是家用的理疗设备，不允许在市场上由公众随意购买，而国内也尚无文件规定该设备应该“强制”安装在特定区域。

尴尬

AED上热搜 多以猝死事情发生为前提

如果大型公众场所都找不到AED，北京的AED都去哪儿了呢？据了解，目前北京的AED多布局在机场。另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目前，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共设施AED设备69台，备用设备8台，分布在值机区、候机区、进港通道、行李厅等人流密集区域。而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已经安装了AED设备40台。

“每当有学员问我，除了机场外，还能在哪儿见到AED，我都觉得很尴尬，确实我们还没有普及。”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总队急救队队长、美国心脏协会（AHA）主任导师石洪，做AED的民众推广教学已有10年，但他发现，每次AED上热搜，依旧是以猝死事件发生为前提。事件热度一过，大家又将此事搁置一边。

↑资料图 图据IC Photo

石洪常年奔波于各地进行紧急救援等培训，他发现，北京对救援文化的普及程度高于其他城市，但AED设置却远远不够。他印象较深的是上海和深圳，AED数量相对较多，但也仅仅是对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尚不能满足黄金4分钟的抢救需求

Lisa深有感触。她表示，理想情况下，商场、地铁站、机场、高铁站等公共场所都应该配备AED设备，但目前国内实际AED设备配置情况却远远达不到要求，“目前，深圳和上海是国内AED配置做的最好的城市，尤其是深圳，它的AED设备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去年测算的时候，其水平为平均1.5公里范围内一个，这是达不到‘4分钟’这个要求的。”

“黄金4分钟”是业内认可的最佳救援时间。“最理想的情况是，以事故发生地为圆心，在步行4分钟以内的地方都应该部署一台AED设备。”Lisa说，患者倒地后的“黄金4分钟”内越快进行心肺复苏（CPR）并配合AED设备，越能提高猝死者的生存率和预后情况。

但现状不如人意。红星新闻记者探访发现，往往是一栋写字楼内存在一台AED已实属不易，如果要确保“黄金4分钟”，该台设备最多只供该楼内部分人员使用。

为什么AED如此“稀缺”？谁来买单也是个问题。

“目前AED设备还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而且购买者或者捐赠者也各不相同。”Lisa说，目前在被收录在“救命地图”和在公共场所能见到的AED设备，可能来自当地卫健委、民政局、应急管理局或红十字会的统一采购，还有可能来自慈善组织或企业的捐赠。”

“没有形成统一风向，全凭各自在推。”这是石洪的感受，尽管大家都在努力，这个趋势没什么不好，但尴尬的是，缺少主导载体，各股力量还是“很松散”。

这也导致一个现实问题，“3万左右的一台机器，如果想普及，费用很大。这笔费用从哪儿来？哪个机构能买单？”石洪感慨，现在是社会有需求，但设备太少。

困境

有AED老百姓能否敢用会用

AED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被誉为“中国急救普及教育第一人”、北京急救中心退休医生贾大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他经历的急救案例中，十有八九都是靠AED抢救过来，只有一两个是靠徒手心肺复苏救活的。另有数据表明，使用AED的心肺复苏比不使用AED的心肺复苏成功率要高60%-70%。

但摆在石洪面前一个矛盾的问题是：缺少设备，没有硬件保证，可能会使急救效果打折；有了设备，摆在那里，老百姓敢不敢用、会不会用？

尽管多位专家向红星新闻记者表明，AED操作简单，只需开机按照语音提示执行即可。但同时，他们也向记者表示，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人往往不敢使用，怕担责任；而掌握相关急救知识的人在国内仍算“小众”。

↑资料图 图据IC Photo

Lisa告诉记者，他们曾做过相关调查，当前国内人们对于CPR技能的了解和认识仅处于“勉强及格”水平，“大家虽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过CPR的知识，但是在没有经过实操的情况下，遇到突发事件，能做对的人应该不多。”

Lisa强调，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我们的心肺复苏技能掌握率只有他们的千分之一，这包含了使用AED设备在内。

“十年之前，大家对急救的认知还停留在电视看到的，认为这还是医护人员的事。”石洪说，尽管专业协会、卫健委，红十字会，甚至民间组织都有相关培训，但百姓为此买单的意愿仍不高。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的张立认为公众的急救意识亟待提高。“以前大家觉得院前急救都要等120来，我是非专业的，我什么也干不了。”张立否定了这种思想，他解释在突发事件现场，第一目击人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科学施救是院前急救非常重要的一环。

张立透露，今年上海市红十字会在当地高校中向1万名大学生专门做了一个有关AED的问卷调查，‍结果是知晓AED的约有60%， 知道本校AED配置情况的只有38%，‍但会使用只有22%。

大众认知程度不够，也一定程度影响相关工作的推进开展。尽管最近5年来，石洪了解到各级NGO都在不断推进这事，但公众对院前救护的认知仍不高。“只有百姓对这事认可普及了，我们的工作才好推进。”

石洪认为，不同的施救人员对操作时机把控和操作细节的差异性会带来争议，道德、法律等问题无法规避。甚至操作人资质的认证同样存在争议。

同时，AED属于非医疗操作，却起到医疗作用，又允许全民操作，针对医疗和非医疗，认定系统如何制定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讨论或争议从大方向来说是促进的，但同样带来内耗，”石洪表示，过度对操作细节的争议也会影响推动的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真正从事急救知识传播的专业人士依然匮乏。石洪提及，自己10年时间培养出具备教学能力的导师300名，但多数人是企事业单位有本职工作的，大多数得到资质后也并未从事相关工作。这种流失仍客观存在。

专家

推广AED 更要普及急救常识

“中国人不仅缺少急救知识、急救技能，还有急救设备，比如急救包、AED，更缺的是急救意识。”贾大成如是说。

贾大成从事医疗急救工作30余年，多年来为国内各行业的数千家机构做过急救知识讲座、急救培训，是中国急救普及教育的资深专家。90年代他第一次接触美方赠送北京急救中心的AED后，向公众推广普及AED贯穿着贾大成的职业生涯。直到现在，70岁的贾大成在外出时仍随身携带AED，一是为随时应急，二是为传播急救知识、急救理念。

对比90年代，他认为国民在急救意识方面已有显著提升。“90年代没人关注，上门培训都没人来；现在都是主动找我去培训。”

贾大成曾为中国五矿勘察开发公司做过急救培训，公司果断配备了AED。巧合的是，之后不久一职工在公司食堂吃早点时，就因心梗导致心脏骤停，身边马上有同事为其心肺复苏，并取AED进行除颤，将其救活。事后员工们经常和贾大成感慨侥幸，AED没白买。

这次成功被贾大成归结于“防患于未然的意识”。

↑资料图 图据IC Photo

事实上，国外公共场所AED早就成为标配。2015年央视新闻就对此事进行过报道，并披露相关数据——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通过了相关法案，实行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在美国的公众场所安置AED，要求在十分钟内即可获得自动体外除颤器，并通过对普通民众等非专业人员的训练，在遇到有人心脏骤停时可以最快进行现场除颤；日本则于2004年开始推广安装，平均每十万人约有234.8台。

但在国内，尚未相应文件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必须配置AED。相关政策也均以“鼓励”为主。张立认为，推广AED是个过程。不光是设备推广需要时间，重要的他认为还是公众，包括整个社会“对急救意识的提高”。“公众意识提高了，单位的意识提高了，社会意识提高了，去安装AED的时候可能接纳度也高了。”

‍张立强调“急救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只是安装AED就算大功告成。“‍假如说装完以后没人去用，或者说没人会用、敢用，那也是个问题。”张立强调，AED很好，它能够提高救治的成功率。但首先我们把公众的‍急救意识，急救知识和技能提高，这是基础。”

好消息是，推动普及AED，国家政策层面也有相关文件出台。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提到，要引导居民学习掌握心肺复苏等自救互救知识技能。到2022年和2030年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分别达到1%和3%，按照师生1:50的比例对中小学教职人员进行急救员培训。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备AED的配备标准，每5万人配置1辆救护车，缩短急救反应时间。

今年10月，面对网民关于“加快在公共场所配备AED”的留言时，国家卫健委也做出了回应——“我国在推进公众使用AED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积极推动健康中国行动落实，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加大AED配置投入，开展AED和心肺复苏的普及性培训，科学规范指导AED布设使用，积极推动AED普及，营造公众参与急救的社会氛围。”

而各地开始也有先行示范。

以深圳为例，201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出“公众电除颤计划”，计划由政府财政出资购置5000台AED，于“十三五”期间完成5000台AED的采购与安装，5～10年内实现每10万服务人口配备100台AED的目标。

上海最新实行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也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场所和单位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利用3年时间在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和全市390余个地铁站，以及公园、景区、大型购物商场等公共场所按照标准配置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并出台相关标准。

得到政策支持，是石洪一直期待的。

“比前几年要好很多了，已经看到曙光了。”贾大成说。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鼓励每个人都学急救知识与技能，这也是张立他们一直倡导的理念。

原标题：高以翔猝死背后AED尴尬：公共场所普及远达不到“4分钟”救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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