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春秋微信公众号消息，抗战时期，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曾两度在重庆生活。1995年，时年83岁的他在一次采访中提起重庆时，激动得老泪纵横，他用沙哑的声音颤颤巍巍地说：“重庆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对我影响极深……”
端木蕻良
从新桥镇到纯阳洞
1938年秋至1940年初，端木蕻良和萧红在重庆度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光。在日机轰炸、物资匮乏的艰苦环境中，夫妻俩相濡以沫，勤奋工作，双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抗战胜利不久，端木蕻良再次来到重庆，此时却形只影单，孑然一身。
据《贵阳日报》记载，1946年2月17日，端木蕻良离开贵阳北上，于下旬抵达重庆。这年春天，端木蕻良来到重庆近郊新桥镇，找到了曾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同事、经济学教授姜庆湘（姜当时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处任研究员）。经姜庆湘介绍，端木蕻良结识了研究处一位年轻职员刘承思。由于刘喜爱文艺，两人逐渐结成忘年交，端木蕻良还时常住在刘承思的寝室。
5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演剧第四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辖的抗日戏剧宣传队第四队）来到重庆，被安顿在七星岗纯阳洞。因为陈诚是政治部部长，四队打着他的招牌，容纳了不少左翼文化人。
端木蕻良在《记王采二三事》一文中说：“四队本来就是孟尝君店，专门招纳四方豪杰。演剧四队挂的是陈诚的金字招牌，所以可以混过去，而且还可对王采和我加以庇护。”
四队中有不少戏剧界人士与端木蕻良关系密切，因此，端木蕻良在纯阳洞呆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住了一些时候。
痛悼王若飞等“四八”烈士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的操纵和策动下，会议作出了推翻政协协商议案和宪章草案修改原则的决议。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同蒋介石的破坏行径作坚决斗争。中共代表博古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反动决议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博古和王若飞等于4月8日带着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及宪章草案修改情况，乘机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不幸的是，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山峰遇雾撞毁，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和两岁的幼子阿九，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发，著名爱国教育家黄齐生等13人同机罹难。噩耗传来，震惊山城。重庆各界举行了“四八”烈士追悼会。端木蕻良与刘承思一起参加了悼念仪式，他还特地将鲁迅的诗句集成一副挽联，由刘承思用颜体字端端正正地书写下来。语曰：“忍看朋辈成新鬼，又为斯民哭健儿。”
位于山西兴县的四八烈士纪念馆
追悼会结束后，端木蕻良回到住地，想起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几位中共领导人的革命业绩，尤其是他与博古在武汉的一段交往时，心潮起伏。
时间追溯到1937年底至1938年初，博古在武汉指导《新华日报》的创办过程中，与端木蕻良有过一次面晤。他不仅约端木蕻良为《新华日报》撰稿，更希望端木把东北民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武装抗日活动风起云涌，人们便把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称为“民军”——作者注）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写成长篇小说。端木蕻良思忖及此，意犹未尽地又写了《哀词二首》，以缅怀革命英雄，祭奠“四八”烈士。这组诗发表在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如下：
若飞、博古、希夷（叶挺）、邓发、齐生坠机殉国，消息传来，不胜痛悼。人民榜样，顿失典型，后死之任，益臻艰巨。博古且与余有写民军史诗之约，书成何日？书付何人？哀肠寸断，噎不成辞！
关于《哀词二首》，笔者请教了诗人王平浩先生，王先生对两首七律作了较详细的解析。
第一首诗化用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句意，诉说在黑暗统治下度过春天已是非常哀伤，而王若飞等人遇难的噩耗更加令人悲痛！在风雨飘摇之时，国家更需要他们这样杰出的人士。但在民声鼎沸，期待国运更改的当口，他们却不幸罹难。
作者回顾往昔，想到了曾经与博古（疑指）在烛光下撰写、油印讨伐反动统治者的檄文，与他一起像疾飞的云燕般，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惜流血奋斗的日子。当得知他们坠机殉国，作者感慨在这浓云密布的土地上，还有谁和他一同唱缅怀烈士的哀歌？
第二首诗主要是缅怀叶挺。当飞机夜触茶陵的噩耗传来，作者心头犹如天塌地陷一般。回想起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囚，国人都为他和民族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们此次飞赴重庆谈判，原本是寻求解救众生的甘露，岂料归途中却化作了护花不成的凄风。叶挺在国民党监狱里受尽了折磨，现在又为国家、民族而不幸牺牲。他的忠魂将化作红遍千山万岭的繁花，迎来一个朗朗乾坤。
对郭沫若有新看法
端木蕻良第二次到重庆，因为没有固定职业，常在朋友之间游荡。白天经常与陈迩冬、李文钊、汪子美等坐茶馆，谈诗议文论道。
他们相识于桂林。陈迩冬在桂林主编《大千》杂志时，熊佛西、端木蕻良、尹瘦石、朱荫龙、李白凤等便以《大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子。1944年秋，日军进攻桂林时，陈迩冬、端木蕻良、宋云彬等一同向西撤退，经贵州先后来到重庆。陈迩冬在重庆出任《天文台》周报及《新民报》副刊编辑，汪子美则为重庆《大公报》《新民报》主编副刊《星期漫画》《漫画漫谈》，端木蕻良却成了一个落拓不羁的自由撰稿人。
长篇小说《大江》是端木蕻良在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创作于重庆
1946年7月19日晚，端木蕻良偕刘承思从新桥去重庆城里刁家巷广东新会旅渝同乡会馆，造访了戏剧家许幸之和文艺工作者吴传佑。当端木蕻良和许幸之探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时，许幸之说，搞文艺理论很难，还是多进行文艺创作。他俩对郭沫若的名剧《屈原》有些意见。此外，许幸之回忆，他在抗战中期曾以郭沫若与安娜的关系为题材写了一个剧本送给郭沫若看，郭看后很难过，便把剧本交给了夏衍。夏衍没有安排演出，剧本也不知去向。许幸之说，他至今没有放弃排演此剧的愿望。
许幸之和端木蕻良对郭沫若做人做学问都有微词。不过，端木蕻良年轻时，对郭沫若可是十分崇拜。其好友秦牧曾提及郭沫若对端木蕻良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每天读北京的《晨报》，对鲁迅的文章极为心折。……年轻时，还能整篇地背诵郭沫若的诗篇《女神》，这样就为以后的深厚学养打下了基础。”
作歌词痛斥国民党黑暗统治
端木蕻良重返重庆的日子里，目睹国统区的种种弊端，心情落寞惆怅。加之身体羸弱多病，他除了写一些应景的诗文外，没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问世，因此也没有多少收入。极端窘困之时，恰逢“文协”分发“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端木蕻良得到5000元的补助，才解了燃眉之急。
1946年2月28日，端木蕻良将创作的散文《春草》发表在上海《文萃》杂志12期。是月，他还创作出《民主大合唱》的歌词，组歌共七章：一、东方的暴君；二、农村的伤感；三、都市的控诉；四、两个人类；五、我们是人民；六、真正的胜利；七、民主的浪潮。这组歌词表达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的愤懑以及对新社会的向往。
《民主大合唱》由马思聪谱曲，曾发表在《文萃》、广州《新音乐》、重庆《东北文化》《新华日报》等报章杂志上。据说，这组歌曲在贵阳演出时，马思聪还特别邀请贵州省主席杨森前来捧场，产生了一定影响。4月5日，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8月，重庆生活书店也出版发行了这组歌词。
4月，端木蕻良为第六届诗人节写了一篇评论《诗人和狼》。他在文中主张作家应向老百姓学习，吸收人民的语言，痛陈“中国诗歌缺乏一种野生的力量”：“诗人的血液里，普遍的缺乏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乃是属于旷野、草莽、大海、强盗、狼、毒蛇、蝎子、野生的东西的。诗人们好像都是吃家畜的奶长大的，他们的语言，都是有教养的斯文的思索的修饰的知识分子的。”这篇文章发表在重庆《诗歌月刊》1946年第3、4期合刊上。
同年夏，端木蕻良还翻译了法国魏尔伦的《狱中》和俄国普希金的《囚徒》，将译文发表在上海的《文艺生活》光复版第六期。
再见了重庆
1946年晚秋时节，端木蕻良准备离开重庆去香港，但随后去了武汉。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追忆道：“我在重庆已买到直飞香港的机票，但遇到刘开渠，他需要机票比我还急，便将机票让给他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买到机票，但是演剧四队已经弄到船位，就约我一同乘船直下武汉。我想到，可以再一次直下长江，多领略一下三峡风光……”
端木蕻良将远走武汉一事告诉了刘承思，而刘承思也将随银行迁往成都的消息告诉了他。
9月7日，刘承思到纯阳洞剧宣四队与端木蕻良告别，恰逢四队一位姓薄和姓萧的朋友给他饯行，于是，四人来到了七星岗一家天津餐馆吃饭。席间，觥筹交错，离情依依，他们互道珍重，后会有期。
9月中旬，端木蕻良与剧宣四队买舟东下，离开了前后生活了两年多的重庆，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这块令他魂牵梦绕的土地。
原标题：端木蕻良重返重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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