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媒体报道，10月14日下午，著名韩国女艺人雪莉（本名崔真理）在家身亡，其经纪人在向警方陈述时，传达了雪莉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情况。听到这样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

“抑郁症是一种疾病”“抑郁症可以被治疗”“抗抑郁药能够缓解抑郁症”……这些关于抑郁症的信念，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像我们一样疯狂》一书中，作者却提醒我们，上述观点是过于简单的。他告诉我们：现行的精神疾病诊疗体系是以西方为中心，尤其是以美国经验为主导的，而这一诊疗体系被移植到其他文化中时，可能会面临失效的风险，甚至对当地人造成更大的创伤。 

悲伤的文化

“抑郁症可以被治疗”“抗抑郁药能够缓解抑郁症”……这些关于抑郁症的信念，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是现行的精神疾病诊疗体系被移植到其他文化中时，可能会面临失效的风险，甚至对当地人造成更大的创伤。

抗抑郁药从西方推广到日本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个过程中，制药公司和学者、媒体、官员等一同促成了抑郁概念在日本的普及，打开了日本的抗抑郁药市场。对这一过程的呈现，或许能够引起我们对疾病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反思。

抑郁症作为一个精神类疾患在日本没有多少人关注，在将“悲伤”作为一种文化的国度里，承受深度的悲伤不但不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力量和卓越人格的标志。这种信念，加上对提升情绪和让人性格开朗的药物的疑心，当第一批SSRIs（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简称SSRIs）药物在美国上市，使得SSRIs的市场看起来根本没有前途。相应地，日本人认为它们是强化美国人尊崇的人格特点的一类猛药。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些公众信念很快就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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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的大市场营销

尽管制药公司的高管很不情愿花钱花时间在日本重新试验他们的SSRIs药物。他们最终还是想办法利用这些测试作为市场推广运作的第一步行动。

制药公司常常买下一整版的报纸广告版面，打着招募被试者的幌子来做广告。这是制药公司的一种精明的擦边球。

这些用来招募被试者的广告果然做得很值得——它们既宣传了药的牌子，又促进了人们对抑郁是一种常见的小恙的信念。当其中一个公司招募到一位名演员来参与试验时，他们更是赢得了公众的强烈关注。

不过，让药物得到上市批准才只是第一步。艾伯邦姆和药企高管面谈时开始意识到，他们筹谋的是一个复杂、多层次的计划，以他的话说，就是“转变现在或将来人们使用这些药物的气氛和环境”。艾伯邦姆称这个为“大型市场营销”（mega-marketing）运动——去塑造和改变整个日本消费者群体的思维和意识。

葛兰素史克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健康人员仍然把抑郁症翻译成忧病（Utsubyô），而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这个词仍然意味着一种无法治愈的天生精神病性抑郁。为了弱化这个词的含义，市场推广人员借用了一个比喻，效果十分显著。抑郁，他们在广告宣传材料中不停地重复说，就好像kokoro no kaze，好像“心理上的感冒”。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来的这句话。有可能它最早出自潼口健一郎的那档黄金时段的抑郁症特别节目。那个节目里面说，美国人吃抗抑郁药就和其他文化的人民吃感冒药一样稀松平常。

尽管广告里面不能说出具体的药，制药公司还是可以在公共服务告示里面钻空子，鼓励人们对抑郁症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在这些广告里面，SSRI 制造商更进一步地试图拉开抑郁症与日本精神科医生大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心源性抑郁症两者之间的关系。

市场营销人员所说的抑郁症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它很显然地囊括了早先所谓“忧郁型人格”的经典情绪和行为表现。于是，抑郁这个标签就跟着有了一些令人称赞的特质，比如对他人的福祉非常敏感啦，敢于在家人或群体当中维持异议啦。这么一来，如此抑郁就表示一个人有着对别人深深共情的天性。

为了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日本公众，这些SSRI制造商采取了各种技巧和渠道。各大公司的营销人员复制并广泛发表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鼓吹抑郁症的攀升，特别是那些对SSRIs药效有溢美之词的文章。这些公司还赞助了好几本美国的抑郁症畅销书被翻译过来，这些书也都有提到抗抑郁药的使用。

从葛兰素史克和其他SSRI制造商成功地让普通日本人了解到他们的药物来看，官方禁止对消费者直接做广告的举措几乎完全没用。如果这还不令人信服，只要看一眼这些公司如何利用互联网就可以知道。“今日世界触及病人最好的方式已经不是广告，而是网络，”一个在东京的市场营销经理这样告诉艾伯邦姆，“网络基本上可以规避（不许直接对消费者做广告的）法令，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些。人们可以到这些公司的网站去做个抑郁自我评估测试。如果测出来是抑郁，他们就会去医生那里要求开药。”

太子妃的“广告”效应

这些SSRI制造商还发了一笔公共关系上的横财。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最终也的确得到了日本皇宫内厅的证实），日本皇太子妃雅子曾受抑郁症之苦。很快，消息披露出来说她的治疗当中包括服用抗抑郁剂。这在日本是对抑郁症以及SSRIs药物整个信息和形象的极大助推。

放在一起看时，葛兰素史克在推出赛乐特期间所推出的这些信息不见得都说得通。早期的心源性抑郁症概念只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时被略略提到。此外，他们也乐于将这个新的抑郁症概念与日本人所尊崇的忧郁型人格联系起来，尽管后者似乎不符合“抑郁症是由于大脑化学不平衡所致”这一信息。同样自相矛盾的信息还有：过度加班工作可能触发抑郁症，而为了治疗这种社会压力，一个人应该吃药来改变自己的大脑化学平衡。如果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期待造成了人们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每个人来吞药片呢？说到底，这些信息的一致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有效地宣传了抑郁症。

新闻链接

中国每年因抑郁症费用近494亿元

现代信息社会，生活变化日新月异，世界格局瞬息万变，每个人都感到压力重重，不少人感到焦虑和抑郁，甚至有的还会出现惊恐发作。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丰富多彩，但是，却有不少人陷入心理痛苦，甚至罹患精神障碍。

根据卫计委2017年发布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目前抑郁障碍3.59%（其中抑郁症2.1%），焦虑障碍患病率是4.98%，比1982年、1993年的统计结果高出很多倍。

世界卫生组织（WHO）主导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抑郁症治疗方面每投入6.3 元人民币（1 美元），可以在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方面得到25.2 元人民币（4 美元）的回报。

据统计，在我国，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缺勤、医疗开支以及其他费用在494亿人民币左右。而行业文章预计，到2023年全球抗抑郁药物市场将达到159.8亿美元。

上游新闻综合自科学大家、药事纵横、凤凰网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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