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观海解局微信公号消息,在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不少人都记得里面有一个出逃的贪官叫做丁义珍,此人逃到美国后,住在一家小旅馆,整天担惊受怕,后来不得不在餐馆里刷碗洗盘子。被追逃人员发现后丁义珍逃到非洲,最终被官二代赵瑞龙雇人狙杀。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50名外逃人员线索,再次让人们对外逃者亡命天涯的生活充满猜测。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不少被红色通缉令追捕的贪官因为语言不通、怕暴露身份,逃亡后过着丁义珍那样凄惨的生活。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藏身国内建筑工地,隐姓埋名卖苦力。
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
不敢出屋 不敢看病 面包果腹
王国强(中)回国投案自首
在《人民的名义》热播后,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被媒体称为丁义珍的原型,因为两者均为厅官,同样在接受调查时秘密潜逃。2012年4月24日,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得知组织上正在调查自己,就悄悄带着妻子从沈阳机场出境,逃往美国。
2014年12月22日,王国强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2017年2月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王国强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王国强曾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自述外逃期间在美国的生活:这两年零八个月,亡命天涯、生不如死、苟延残喘、过街老鼠这些词,我都是用身心来感受了。我怕中国追逃者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就连交通工具也只能乘坐不使用护照的灰狗巴士。在美国我只能住小旅社,专挑三十块钱、二十块钱的住,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
王国强说,他的女儿在美国留学,自己的事情不敢告诉孩子,带着妻子在南加州租住过三次合租屋。“合租屋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房客人高马大,看到我爱人时就目露淫光。”
在美国外逃的两年里,王国强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主要依靠出境携带的部分现金生活。“我不敢去看病,护照不敢用。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买不到。整天担心被抓,有女儿不能见面。”
北京通州梨园驾校原校长刘常凯——
外逃如坐牢 过节就哗哗流泪
刘常凯说外逃如坐牢
刘常凯,男,1961年4月24日出生,北京梨园汽车驾驶学校原校长,涉嫌诈骗罪,1999年10月外逃,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为A-635/7-2000。
国际刑警组织官网信息显示,刘常凯登记身高为1.76米,体重80公斤,黑发黑瞳,仅会中文。1997年至1999年,刘常凯在担任北京京剧院梨园驾校校长期间,涉嫌诈骗300余万元。1999年10月,刘常凯携款潜逃,2017年8月31日回国投案。
刘常凯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从1999年出逃到美国,到2017年8月31日回国投案,18年的外逃生活几乎和坐牢一样。
刘常凯说:“在国外就像坐了18年的牢,很寂寞,和坐牢差不多,没人说话,没有人跟你沟通,和坐牢差不多。”
2015年,我国公布了“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之后,国家追逃追赃的决心和力度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此后,他在美国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国家通缉我的时候,压力很大,在国外的这些人,凡是国家有通缉的,工作起来、生活起来都很困难。”刘常凯告诉记者,在美国的18年里,对亲人的思念让他备受折磨。“背着红色通缉令,在美国生活18年,太不容易了,想家想到什么程度?不用任何酝酿,到年节假日的时候,一想就哗哗流泪。孤单、想家、想亲人,只能用遗忘的方式来度过生活。”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干部周骥阳——
藏身棚户区 在工地卖苦力
周骥阳被通缉后藏身工地
周骥阳系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干部,2008年12月,因涉嫌合同诈骗畏罪潜逃,涉案金额1亿多元。
2011年,在杭州市公安局发布的悬赏缉拿令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周骥阳。2015年,“百名红通人员”名单集中公布时,周骥阳的疑似外逃地点被标注为中国香港。然而,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9年来,周骥阳的真正藏匿地点却是在境内。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消息,按照中央追逃办要求,专案组先后赴香港、贵州、江苏、辽宁和浙江各地进行线索核查,先后对其亲属圈、朋友圈、生意圈、同学圈近百人进行排查和接触。2015年11月24日,专案组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疑似周骥阳的男子打电话向其前女友借钱,该男子很可能在大连。
经过杭州和大连两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终在大连某棚户区内将“改头换面”的周骥阳抓捕归案。经突击审查,周骥阳确认其真实身份,对相关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待了以假身份为掩护藏匿大连,靠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维持生计的逃匿经过。
“9年了,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过着这种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不通他躲出去这么多年是为了什么。”周骥阳的妹妹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爆料,周冀阳不但诈骗其他人,甚至连亲属都受到连累,父亲为他担负了200多万元的债务。
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父母去世不能回 17年不敢用中文
张丽萍回国自首
“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张丽萍,外逃前曾任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2016年3月,上海市追逃办锁定张丽萍的藏匿行踪后,派出工作组赴秘鲁,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开展劝返工作。
“这双鞋蛮好看的嘛。”第一次在秘鲁见面,张丽萍脚上的上海绣花鞋引起了工作组人员的注意。话音刚落,张丽萍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这是我妈妈去年托人带来的,但是现在父母都没了。”外逃了17年,张丽萍既不能对双亲尽孝,也无法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父母去世、儿子婚礼,她都不敢回来,逢年过节形单影只。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办案细节,签署自愿认罪书、写下中文名字的刹那,张丽萍又哭了。她说,在秘鲁的17年,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中文名,生怕别人发现踪迹,只能隐姓埋名。
2016年3月27日,潜逃境外17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第63号张丽萍被成功劝返回国。2016年5月18日,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认为张丽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情节相对轻微,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原标题:藏身小旅馆 有病不敢看 这些“红通”逃亡生涯有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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