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历史越悠久，给后人留下的美食种类就越一一个城市的历史越悠久，给后人留下的美食种类就越多。人类历史的一个侧面，就是吃吃喝喝的历史。所以，几乎每个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若干历史名馔或者历史名酒传承下来。

重庆也是这样，历史上也出现过让墨客骚人念念不忘的名酒。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范成大……不少寓居过重庆的唐宋诗人笔下，都有重庆名酒的影子。

但是，这些古代名酒，到现在已经难觅踪影，只有名字还在诗词中流传。

本文要介绍的这三款重庆历史文化名酒，其中两款（咂酒、烧酒）现在还能喝到，而另一款（黄酒）却已然消失了。只是，它消失的时间尚短，是20世纪50年代才无奈地从我们眼前逝去的，完全有机会把它还原出来。

可惜的是，这三款大名鼎鼎的酒，由于种种原因，知道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重庆的历史上还过这些名酒。

01

重庆咂酒：白居易代言的酒

咂酒是一种很奇怪的酒，在山区出没了上千年，却一直没能正式进城来。20世纪90年代，重庆曾有人试图把咂酒引入主城，砸了大把钱做宣传，最后以失败告终，也算是搞“砸”了的一款酒。

 咂酒是什么 

咂酒，可以说是现存各种酒中，保持了酒的最原始状态的一个酒种。

其酿造方式非常简单：用各种米或者杂粮都可以酿造。讲究一点的，用糯米、糯高粱、糯包谷等，不讲究的，随便用什么米麦之类皆可。把原料蒸熟、摊凉，拌上酒曲，装入小陶坛，发酵十来天就可以了。

喝的时候，往坛里加入冷水或开水，插入竹管、芦苇管或其他什么管——古时候有用中空的藤管，吸着喝。喝咂酒是一门技术，因为里面的酒糟渣和酒液是混在一起的，不小心就要连酒带糟一起吸进嘴里。所以，有些地方，把长竹管插入酒坛的那一头剖开，再用麻绳一圈一圈地捆上。这样，吸酒的时候，酒糟就被麻绳挡在外面了。

而且很多地方，还不是一个人喝一坛酒，而是一群人喝一坛酒。

晚上，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一边摆龙门阵，一边喝咂酒。喝一口后，把坛子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接过去，用脏兮兮的手，随便把竹管入口的这一头擦一下，继续吸几口，又往下传递。喝完一坛，就加水，继续喝，直到毫无酒气为止。

咂酒度数很低，基本上等于含酒精的饮料，估计和啤酒度数差不多。

现在，有人把咂酒酿好后，再往里面加枸杞红枣，或者石斛之类，继续密封浸泡一段时间。据说口感很是不错。

咂酒的历史 

咂酒的记录，以南北朝的《齐民要术》最早。这酒，在《齐民要术》里面不叫咂酒，叫“鈩（lú）酒”。《齐民要术》记载“鈩酒”的做法，有“摊饭”、“填瓮”，最后“甬饮”——就是用吸管喝酒。这和现在的咂酒几乎一模一样，可以算作咂酒的源头。

在唐朝，鈩酒又被叫做“芦酒”，大约是用芦苇管吸着喝。杜甫在《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一诗中，有“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一句。这里的芦酒，就是咂酒。杜甫写此诗时，人在陕西凤翔，可见，当时咂酒分布比较广，陕西一带也很多。

唐朝人房千里（840年左右）的《投荒杂录》一书，里面就明明白白直接写着“咂酒”了：

饮以咂酒，盖亲而近之之意，此犹蛮俗也。咂酒者，以蜀秫和麦酿之，临饮则分受于尺许高之小坛内，注令满，设于庐舍之中。预截细竹一枝，约三尺许，通其节，插竖坛上。旁列一盅，用盛新汲之水。客毕至，主人以器挹水注坛，乃让齿德尊者，先就坛饮。水尽则益，以酒尽为度。

这段话，清楚地描述了咂酒的形态。酒装在一尺来高的小坛里面，用一根中空的竹管插上吸饮。边喝边加水，直到坛里的酒气饮尽为止。

房千里特别指出，咂酒这玩意儿，是“蛮俗也”，大城市是没有的。直到现在，咂酒都还是山野村里的“蛮俗”。在重庆，也只有磁器口这类旅游点，时或一见。

其实，咂酒的历史估计比现在市面上所有酒的历史都长。目前，我们没有发现一款从唐朝延续至今的酒，号称来自唐朝的酒，大多是假打。只有这款咂酒，货真价实地迁延千余年而不变。

唐朝，在重庆喝过咂酒的人，还有个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在公元818—819年任忠州刺史，这期间就多次喝到咂酒。在《感春》一诗中，白居易还写道：

巫峡中心郡，

巴城四面风。

蛮歌声坎坎，

巴女舞蹲蹲。

熏草铺坐席，

 藤枝注酒尊。 

——把藤枝放进酒樽里面，吸酒而饮，就是指的咂酒。

在忠州，白居易不止一次喝到咂酒：

苦为南国春还在，

争向东流日又长。

白片落梅浮涧水，

黄梢新柳出城墙。

闲拈蕉叶题诗句，

闷取藤枝吸酒尝。

乐事渐无身渐老，

从今始似负春光。

此诗的“闷取藤枝吸酒尝”，毫无疑问就是指的咂酒。

有了白居易的这两首诗加持，忠州咂酒之名，借白居易的代言而声名远播。白居易为忠州咂酒拟定的广告语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喝忠州咂酒（闷取藤枝吸酒尝）。

咂酒，因为过去多用藤枝吸酒，所以又叫钩藤酒、引藤酒。同时又大量使用竹管吸酒，也叫竹根酒。

历来，重庆的咂酒就很有名。宋《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都有记载。《舆地纪胜》卷187引《段氏蜀记》：“巴州以竹根为酒注子，为时珍贵。”

忠州引藤咂酒，在明初就进入重庆城，而且还进入了大夏皇帝明玉珍儿子明昇的皇家宴会上。明人孔迩《云蕉馆纪谈》一书中，有这样的记录：

昇能饮，宴会不用杯盏，以大瓮盛酒，用忠州引藤一吸半瓮。

“昇”，即明玉珍儿子明昇。明昇（1356—1416）即位时，方十岁，五年后国亡投降，被朱元璋封归义侯。十来岁的小朋友当皇帝，宴会只能喝点低度的咂酒，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明朝中叶，咂酒还曾经流行于成都。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贞（1526—1590），在其《酒品前后二十绝》诗序中，写道：

成都刺麻酒，其法：连糟置瓮中，中插一芦管，使客递吸之。浅则加水，至酒尽……往往令客至醉，盖眩于新奇耳。

这里的“刺麻酒”，应为“咂麻酒”。王大文人为此赋诗一首：

瓮头嘈嘈泣泪红，

吸来应唤小郫筒。

何如换取莲花柄，

千载风流属郑公。

到清朝，重庆咂酒依然大名在外。

清人王培荀（1783—1859）在《听雨楼随笔·卷三》中说：

咂酒，重庆一带民间亦善酿，其味醇厚。

在他的《听雨楼随笔·卷八》中，引了一首写咂酒的《巴渝竹枝词》，写得非常形象：

钩藤酒熟佐江鱼，

象鼻弯弯吸自如。

揖遍同人方许饮，

始知礼让在山居。

这首诗，记录了民间饮用咂酒的习俗：自己饮用之前，要先遍请同桌诸人，客气一番，然后才能饮酒。

咂酒，还叫“咂嘛酒”、“杂麻酒”等。光绪九年（1883年）增修重刻同治本《丰都县志》，里面有这样的描写：

邑人多制咂嘛酒，黍、稷、粱、粟皆可入酿。贮小坛中，月余始熟。客至，以沸水注满，插细竹入坛底吸饮。

可以看出，在丰都，当时饮咂酒用开水注入，而不似其他地方用冷水。

咂酒的分布地区 

咂酒分布的地区很广，但多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估计与这酒酿造工艺简单有关。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里面也记载有咂酒：

秦蜀有咂嘛酒，用稻、麦、黍、秫、药曲，小婴封酿而成。以筒吸饮。

小婴，不是用小婴儿来封坛，那太残忍了。小婴（同“罂”），是指小的陶坛。《本草纲目》明确指出，“秦蜀有咂麻酒”，秦就是陕西，可见，从杜甫时代直到李时珍时代，陕西都有咂酒流传。

咂酒，在川西藏族地区也很常见。现在汶川一带还有羌族民歌《咂酒》。在羌藏民族聚居地，咂酒至少从清朝就开始流行。曾任西昌县丞的清人李心衡，在其《金川琐记》中写道：

番地无六酒六浆之属，只有咂酒一味。以小麦、青稞及黍子、燕麦为之。将稞、麦等，入水锅煮半熟，倒向沙地上曝干，然后拌酒曲入皮篓内，上用牛羊毛盖暖，数日后闻有酒气，再入酒坛，用牛粪封口，唯恐泄气。同时移贮铜瓶，入滚水少许，以细竹管数枝其内。酒面味薄，酒底有沙土，故用竹管吸取中间，男女数人可以杂吸。

此外，在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彝、苗、土家等族，乃至山区的汉族山民，也多饮咂酒。这些地方饮用咂酒的历史很长，明清以来有很多记载。

但是，迄今为止，对咂酒记录最早、最多的地区，还是重庆一带。而且从唐朝开始，历经宋朝、明朝、清朝，关于重庆咂酒的记录，不但一直没中断，而且唯一保持有咂酒进入皇宫的记录。

02

黄酒：曾经的西南第一酒

如果穿越到晚清，无论你是在昆明、贵阳，还是在成都，还是在重庆，只要你问：现在大家最追捧的酒是什么？达官贵人们最喜欢什么酒？大家会异口同声告诉你：渝酒。

这个渝酒，不是指重庆产的酒，而是专指一款产自重庆的黄酒：允丰正仿绍酒。

允丰正在哪里 

允丰正，位于重庆林森路412号，隔壁就是著名的白家豆花馆——这是当时重庆四大名豆花之一，其余三家是高豆花、永远长和临江豆花馆（一说北碚泉外楼豆花）。

允丰正的门面，是一排黑漆门脸，门内有数口陶制大瓮，上覆以红布。

穿过这个门面，后面有一个大型院落，院中两株高大的桂花树。院落尽头有一幢旧式平房，平房内有台阶直通其地下酒库。据参观过该酒库的老前辈回忆，这地下酒库，深20丈（60米）、宽5丈（15米），里面排列着3年、5年、10年、20年藏的200多个酒缸。这些酒缸的尽头，又是几坛坛身刻有“光绪”字样的老酒坛。据说，一次史迪威从缅甸前线到重庆，委员长侍从室专门来允丰正，指名要最老的老窖。为了感谢史迪威的抗日之功，允丰正直接把光绪年间的酒抱了一坛过去。

除了林森路412号的总店，允丰正还在三牌坊（现解放东路）、陕西街、米花街（现八一路）和方家什字（现七星岗附近）开设有4家分店。

 允丰正的起源传说 

允丰正是一个被神化了的本土酒企。关于允丰正黄酒的秘密，坊间至少有三个版本的传说在流传：

版本一：老人和临终秘方——这个版本，从允丰正当年还在十八梯开小门面开始。那时，允丰正已经开始卖黄酒了，但是品质很一般，生意也不怎么样。话说某一天，一位手拄拐棍的乞丐老人饿昏在门前，心地善良的老板，扶起老人，熬稀饭慢慢喂下来，救得老人一命。从此老人就留在这里看看门、打打杂什么的。老人去世前，把老板喊到床前，自称是江浙一酿酒大师，因故流落重庆，被收留数年，死前无以为报，把珍藏多年的酿酒秘方献给老板。

从此，允丰正得此秘方，酒质突飞猛进，最终成为西南之冠。世人但见其酒质突然改进，便传闻是得了什么神仙配方。

版本二：中年大汉和马夹水——这个版本，和前面那个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老人换成了一个中年大汉，这个中年人也是晕倒在店门前，不同的是，这位是个酒痨，每顿必须喝几斤酒。在允丰正养好身体后，这位爷自称是来自江浙的酿酒大师，因故流落重庆，身上的钱都换酒喝了，所以穷困饿倒。

为了报答老板收留之恩，一来把绝密配方留下，二来专门带老板去寻找酿酒的好水。重庆城里的井水多碱，不适合酿酒。这位大师带着老板乘船而下，在朝天门的长江和嘉陵江接合处，突然发现二水交汇，形成了一处马夹水，又叫夹马水，其水清澈无比，水质最好。于是嘱咐老板，每天清晨，用船在这里拉水回去酿酒，这酒一定冠绝全城。果然，自从用了朝天门两江交汇的江心水后，允丰正的酒马上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成为当时西南酒中之冠。

只是，事实上，允丰正黄酒酿酒所用的水，取自南岸的老君洞。

版本三：扫空道人传秘方——这个版本中，那个传授秘方的变成了重庆南岸的杨姓秀才。这位秀才屡试不第，心灰意冷之下，跑去老君洞修道，自称扫叶道人。修道之余，不知他为什么开始研究起酿造黄酒来。机缘凑巧之下，和允丰正的刘老板认识了，被刘老板敬为上宾。一夜，在允丰正酒坊，道人摆上香案，敬神之后，以新法酿酒，果然成功，从此允丰正黄酒大卖，据说品质超过了绍兴黄酒。

后来，扫叶道人去世，刘老板为其大办丧事，并在酒坊设神主牌位供奉。以至于每次出酒前，都要率领工人集体行礼，求其保佑。这扫叶道人传下来的秘方，就被称为神仙配方。

真实的允丰正 

允丰正的创始日期，已不可考。民国时期的中国交通银行，曾在1944年做过调查，说允丰正创始于乾隆初年。现在能够确认的允丰正最早的老板，是1821年的刘海如。允丰正就是在他手里成为重庆知名酒企的，“神仙配方”的营销套路也是他最先开始玩出来的。

1839年，刘海如把允丰正转让给陈省三、王锡珍等股东。1847年，陈省三见生意好，就自己退股，重新成立了一个叫“涌丰增”（谐音允丰正）的酒厂，王锡珍接任经理，至此，允丰正开启了70多年的王氏时代。

1924年，在军阀勒索下，允丰正歇业三年之久。被迫增资扩股，新增当时重庆著名商人、政客、律师等入股，更名为“康记允丰正”。

1934年川盐银行等金融大佬入主允丰正。允丰正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1937年，国府入渝。抗战带来人口大增，尤其是喜欢喝黄酒的下江人越来越多，允丰正销量更好。遂在茄子溪兴建厂房，扩大生产。产量增加到年产4万坛（最初仅一万余坛，每坛30斤）。

1942年，首任重庆市长潘文华的弟弟潘昌猷接任董事长。1948年，国家经济全面下滑，允丰正进入最后阶段。这一年，潘董事长弃职出走。1949年，允丰正共生产15944坛酒，销售13746坛，巨亏870万元，奄奄一息。

1949年后，允丰正曾经生产过一段时间，还曾经向上海供酒，深受欢迎。20世纪50年代中期，合并进某国营企业，成为其黄酒车间，很快就停产。允丰正从此消失。

当时重庆酒业的总资本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9月据酒业公会统计，只有1070万元。可仅允丰正和正阳街的大川酒行这两家生产黄酒的企业，资本数就分别达到200万元，各占重庆酒业资本的20%以上。这两家加起来，占了重庆酒业总资本的40%，可称重庆酒业的巨无霸。

允丰正的名气 

允丰正的酒，真正当得起西南酒中第一品牌。清代有四川藩台许某，每顿离不开它，以至于成都大小官僚宴请，都要指名喝“许藩台吃的酒”。

四川军阀龚渭清，家里酒窖全部是允丰正的黄酒，不下数百坛。当时很多军阀、商人，家里不藏个几百坛允丰正的酒，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远在云南昆明的著名商号天顺祥，通过麻乡约（当时重庆的著名物流公司，全部人力挑运），每年都要从重庆挑运大量允丰正黄酒到昆明。

国民政府招待外宾也以使用允丰正为荣。苏联驻渝大使潘又新、印度总理尼赫鲁、加拿大和平友好人士文幼章等，均喜爱饮用允丰正黄酒。潘又新大使回国，也要携带几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1950年仅上海就调拨11000多坛，不到半月即销售一空。

1976年6 月，英国前外交大臣艾默里来重庆参观访问，询问能不能喝到“允丰正”黄酒。当时很多人已经不知道重庆曾经有个允丰正了。反复打听，才弄明白。原来抗战时期，艾默里曾在英国大使馆工作，驻渝期间，经常喝到允丰正，抗战胜利后回国，也念念不忘。好不容易又到重庆，就点名要喝允丰正酒。可惜允丰正早已消失，当时糖酒公司的工作人员，翻箱倒柜，在库房里面翻出一坛不知道哪一年存的老酒，里面都长沙虫了。

为了让艾默里喝到地道的允丰正，市政府找来一位大厨，请他帮忙处理。处理后，这酒送到艾默里面前，艾默里大为兴奋，品一口后，连连点头：就是这个味儿！

允丰正的酒，比同时期其他所有黄酒都贵近两倍。从1940年财政部川康税务局核定的征税价格中，我们发现，这一年允丰正仿绍酒、老酒征税价格分别是0.193元/斤、0.105元/斤。而同期一般的仿绍酒和老酒的征税价格是0.105元/斤、0.06元/斤，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仅在成都一地，允丰正每年就要销售8000多坛酒（每坛30斤），占全年销售额的四分之一。

而无论在全川，还是在全西南，论销量和知名度，允丰正都是最大的酒类品牌，没有之一。

秘方和质量 

允丰正对配方的保密措施，也常被人拿来说道。据说，他们家的“神仙配方”，保密措施非常严格。从刘海如开始，这个配方被神化的同时，还采取了种种严格的保密手段。

刘海如把配方化整为零，分别由三位股东保管。每次配药制曲的时候，三个人同时打开保管配方的柜台，分别抄写，分别叫人去购买。药材买回来后，又故意混杂堆放，立即加工磨碎。

到1924年的“康记允丰正”时代，所有配方都掌握在卢德敷一人之手，买药时，他分别开单子，让不同的人去买，以保守配方秘密。后来，潘昌猷等入主允丰正，卢仍然掌握秘方，拒绝公开。为了拿到秘方，潘昌猷不惜贿赂卢德敷的女儿，悄悄把秘方偷出来私抄一份，这秘方才逐步公开。

允丰正一直保持的高价政策，是因为有高品质支撑。

允丰正在原料选购上十分认真，所用糯米必须是上熟米，不惜高价在泸县定点采购。糯米一石（重460斤）只酿造27坛酒（每坛30斤），但是其他作坊每石糯米要酿酒30坛以上。酒的质量重在曲药配方。允丰正的产品分为老酒和绍酒。老酒曲药是向市场购进的，只要曲药质量好，价再高也在所不惜。其绍酒曲药，按照世传秘方炮制而成，曲药中的蓼子草，因为不好购进，还是自己种植的。

03

烧酒：重庆曾经冠绝中国

烧酒，即高粱白酒。

中国的高度白酒，始于元朝，初兴于明朝，流行于清朝。到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进入到高峰期。

这期间，四川由于位处大后方，加之民国政府各项政策扶持，四川的高粱白酒位居全国之冠（四川的酒税一项，就超过全国酒税的60%）。其中，重庆的高粱酒，在全川，不但产量最大，而且品质最好。所以，毫不客气地说，重庆的高粱酒，曾经站在了全国的巅峰。

烧酒之名，始创于重庆 

民国以前，中国人把高度白酒都叫做烧酒，因为这些白酒的酿造过程需要加热蒸馏，是“烧”出来的酒。

其实，烧酒这个词，很古老，最早见于唐朝，是大诗人白居易谪居忠州（现重庆市忠县）时，在他的一首诗中第一次出现的。

这首诗名叫《荔枝楼对酒》，在中国酒史上首次提到“烧酒”二字：

荔枝新熟鸡冠色，

烧酒初开琥珀香。

欲摘一枝倾一盏，

西楼无客共谁尝？

诗中写道，忠州的荔枝熟了，烧酒也煮好了，酒色浓如琥珀，酒香也扑鼻而来。我想摘一枝荔枝，然后就喝一杯酒，但没有人陪我喝呀，我该怎么办呢？

白居易对重庆就是好呀。不但为咂酒代言，还在重庆为后人留下了“烧酒”一词。

随后，在其他诗人的诗句中，也陆续出现了“烧酒”“烧春”“烧”的字样。

成都双流人雍陶，一定是个酒鬼。他在《到蜀后记途中经历》一诗中，继白居易之后，再次记录了烧酒一词：“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成都烧酒好喝，让这个诗人都不想离开了。比雍陶稍微小一点的李商隐，也有一首诗（《碧瓦》）提到烧酒：“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而且明确指出是蜀城的烧酒最好。和他们差不多同时代的政治家李德裕，在其《述梦诗四十韵》一诗中，有个自注：“夏至后颁赐冰及烧香酒，以酒味稍浓，常和冰而饮。”大内的烧香酒，估计度数比普通酒高一点，所以要“和冰而饮”。

除了烧酒、烧，还有“烧春”。牛峤《女冠子》词有“锦江烟火，卓女烧春浓美”一句。

这些诗词里面，反复提到成都、蜀城（也是成都）、锦江的烧酒，但是，这些“烧酒”出现的时间，都比白居易在忠州写的诗中提到的“烧酒”晚。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烧酒一词，最先在重庆忠县一带出现，然后再传到成都。毕竟当时的成都是通都大邑，以忠州这种偏僻的小地方，除非像白居易一样被谪贬过来，很少有人到忠州来旅游。

不过那时的烧酒，和现在的烧酒是两回事。现在的烧酒，指的是高度蒸馏酒，而那时的烧酒，指的是用“火迫法”——以火加温，为米酒杀菌——对酒进行加工，是一种灭菌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哪里所创，已经无法考证，但是，至少“烧酒”这个词，首次出现在重庆，这是无疑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整个唐朝，出现的“烧酒”、“烧春”、“烧”，绝大部分都是写当时四川的酒，然后这个“烧”字系列，才蔓延到其他地方。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烧酒”这种“火迫法”，是在四川最先发明的？由于烧酒一词，首现于忠县，那么可不可以假设，这种处理酒的方法，是从重庆忠州一带开始，慢慢普及到成都一带。由于成都当时是西南首邑，官商云集，文人也多，所以也就逐渐为人所知。

烧酒此名，源于重庆，而在民国时期，重庆的烧酒又是全国第一，这不能不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呀。

重庆烧酒曾经中国第一 

这里的烧酒，就是指现在我们喝的高粱白酒了。

大约从明朝开始，尤其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烧酒一词就专指高粱酒。那时的高粱酒，基本上都是使用传统小曲，所以，如果使用现在的白酒分类法，也可以说烧酒就是小曲清香高粱酒。用块状大曲酿的酒，一般被单独叫做大曲酒。一些名酒，如汾酒、茅台，则又单独以产地名之。

其实，以中国蒸馏白酒的发展阶段而论，从明朝开始到1949年，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都是烧酒的天下，可以称为烧酒阶段。这个阶段，重庆的高粱酒在全国曾经排名第一。

烧酒阶段之后，进入大曲酒阶段。大曲酒发源于明末清初，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曲酒才逐步成为中国白酒的主流，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烧酒（小曲高粱酒）则退居第二。

不过近年来，烧酒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尤其是北方和西南，一些高品质的烧酒，正在进入主流人群的视野。白酒多元化的时代，也正在一步步取代某种香型一统天下的时代。

说重庆高粱烧酒曾经中国第一，这是有扎实的依据的。

抗战时期，四川高粱种植面积全国第二，仅次于整个东三省。如果把东三省拆分为省级行政单位，在国内所有省级行政区中，四川的高粱种植面积，一定是全国第一。而四川高粱，几乎全部用于酿酒，这就为当时的四川高粱酒成为全国第一提供了原料支撑。

从酒税来看，1937年，四川酒税收入256万元。本年度，国民政府在全国的酒税收入仅1000万元，四川一地就占了25.6%。

1941年，国民政府实行一税制酒税，促进了川渝酒业的大发展。到1943年，全川当年的烟酒税预算为47000万元，其中酒税预计占比70%（当时的预算比例），高达32900万元，占到全国酒税预算的65.8%——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一个省的酒税占到全国酒税的三分之二，这是前所未有的，固然这与抗战时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税收大幅下滑有关，但是这也说明了当时四川酿酒之盛。目前没有查到当时国内任何省份（包括敌占区）的高粱种植、高粱酒产量超过四川。

这里面，作为当时四川第一产酒大区，重庆厥功甚伟。1944年，是整个民国期间川渝两地产酒最高的年份，全川产酒量超过22万吨。重庆所辖11个县的酒税，在本年度10月份，不但全部完成了年度税收征收任务，而且还超额了60%之多。

这期间，重庆的高粱酒产量，仅仅是巴县—江津产区，就长期以较大的优势，牢牢盘踞在四川全省酒产量的第一名位置。1936年，该产区酒产量1470万斤，1938年酒产量高达2497万斤，排第二的内江—资中产区（以质次价廉的漏水酒，即废糖蜜榨酒为主），1936年为1453万斤，而到1938年，仅1537万斤。

在当时，如果以县为单位计，整个四川147个县中，江津的酒产量也长期占领冠军宝座，巴县则位居第二。1949年以前，川酒当中，四川各县的冠亚军就是江津和巴县。

按照逻辑推理，川酒曾经全国第一，重庆酒又曾经全川第一，那么当然，重庆酒（烧酒）也就是全国第一。

咂酒、黄酒和烧酒，这三款重庆的酒，在中国酒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咂酒，在重庆从土人的山野之酒，进入皇宫，并借著名诗人、文人之笔，平添了几分文雅之气。这款酒，可能是中国土地上，不多的一款流行了一千多年而坚持不变的酒种了。

而黄酒，从江浙出发，在重庆扎下根，其品质甚至超越了很多江浙黄酒，不能不说是个异数。重庆的黄酒，不仅有允丰正，还有大正、陪都等黄酒厂，在重庆一度形成了一个黄酒生产企业群，从而形成了中西部唯一的一个黄酒重度流行区。

在当时的四川，基本上是上流社会喝黄酒，普罗大众喝烧酒。黄酒在川渝两地的衰落，与1949年后，这个庞大的消费人群被新生政权整体消灭有关。毕竟黄酒在西南，不像在江浙一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是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

有意思的是，无论高端的黄酒，还是普通的烧酒，其产量和销量，重庆都是西南第一，烧酒甚至一度跃居全国第一。

谁说重庆不出酒？

谁说重庆无名酒？

请来尝尝我们的咂酒、黄酒、烧酒吧！

原标题：重庆历史上的三款名酒，曾醉倒过杜甫白居易陆游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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