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消息，11月9日中午，31岁的王思聪再次冲上微博热搜榜首，起因是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他发布限制消费令。有人调侃，这是“国民老公”变身“国民老赖”。

这个名人“老赖”榜单还有长长的一串，例如锤子科技的罗永浩、蔚来汽车的李斌和乐视网的贾跃亭。他们或被贴上“2019年最惨男人”的标签，有的已是货真价实的“老赖”。

王思聪当然不会“欠钱还不起”。日前公布的富豪榜上，其父王健林仍有八百多亿的资产，随便“一个小目标”就是一个亿。他荣登热搜榜首的最大意义，其实是冲刷着人们的认知：只要不履行生效判决的义务，就会受到限制，不还钱就会被叫“老赖”。

“老赖”？

其实王思聪还算不上“老赖”。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和限制高消费人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思聪属于后者。

11月6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资料显示，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思聪列入被执行人名单，执行法院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时间为2019年11月4日，执行标的约为1.51亿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表示，“王思聪确有在我院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于11月4日刚刚立案执行。经我院核实，暂未对王思聪本人采取限制高消费以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强制措施。”

“被执行人”是指在法定的上诉期满后，或终审判决作出后，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在法院对于民事诉讼判决原告胜诉后，被告在赔偿问题上的法定时间内未完成判决书上所规定的赔偿金额而被法院强制执行赔偿，则称该被告为本次强制执行的被执行人。简单来说，王思聪由于未偿还或支付判决书中要求的约1.51亿，被列为被执行人，但只要主动履行还款，便不会被列入失信人名单。

时隔3天，11月9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资料显示，嘉定区人民法院对王思聪担任董事长的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发出限制消费令，原因是熊猫互娱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对公司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王思聪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还有一条信息，前不久，另一家由王思聪担任董事长并持股100%的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遭到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冻结，具体冻结数额不祥，冻结日期自2019年10月15日起至2022年10月14日。王思聪担任高管或股东的多家公司股权也遭到了冻结。

那么，王思聪被限制高消费的内容包括什么？“限高令”的覆盖范围较广，包括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等。甚至有网友调侃，期待在硬座车厢偶遇王思聪。

有网友说，私人飞机不在现有的限制高消费中，那王思聪可以乘飞机出行啊！可能没那么简单——根据现有案件的情况看，王思聪名下的财产可能被司法查封和冻结。

无奈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其实不是“老赖”，而是该被给付、却被“老赖”们迟迟拖欠着的一方。

我一个朋友阿武的故事就是一例。阿武部队复员后在河南老家做服装生意，苦苦奋斗十多年小有积蓄，一天一位辽宁籍战友介绍了一个粮食生意的商机。出于对战友的信任，阿武将所有积蓄压上又高息抵押借款凑了700万元，到辽宁某县投资粮食生意。不想，与他合作的当地王姓商人巧取豪夺，投资项目不仅没能赚钱，对方还盗卖机器设备与库存粮食。后来，阿武打官司胜诉，法院判决王某归还本金700万元及利息。本以为有理有据的阿武，却遭遇了传说中的“执行难”。

阿武交了保全费用，一次又一次辗转于老家与辽宁之间，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王某擅自撕开法院封条，将封存的粮食设备全部偷卖。如今，王某被判刑两年半，却托人放出话来，“我就是坐牢，也不会还你一分钱！”事实的确如此，几年过去了，当地公安局一直在追查粮食下落，可迟迟没有结论，难度似乎堪比世纪大案。阿武空有一纸胜诉判决，仍然没拿到一分钱，而他现在的生活就是努力还债，往日富足的生活恍然如梦。

再说一个例子。还记得“教科书式老赖”黄淑芬吧？2015年10月，拿到驾照不久的黄淑芬，逆行撞了骑车过马路的赵勇父亲赵香斌。医院对赵勇父亲的鉴伤结果：特重型颅脑损伤。赵勇的父亲因为这次车祸，在开颅手术后，成了植物人。赵勇整个家庭也从此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照顾父亲，以及不断帮父亲筹钱，赵勇丢掉了工作，也丢掉了本来光明的前途。

肇事者黄淑芬和自己的女儿刘明月想方设法逃避赔偿，几年来陆续转移了自己的所有财产，还在医院公开打电话表示要“耗死受害者”，期间，甚至还阖家欢乐的出国游玩。在“教科书式耍赖”视频引爆了网络舆论后，黄淑芬被司法拘留，随后被拉入失信人黑名单。几天过后，在病床上昏迷两年多的赵香斌抢救无效死亡，黄淑芬被判刑八个月。他问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至今还欠20万没有还。

这场四年前的交通事故纠纷如今陷入了死胡同——黄淑芬已经刑满出狱，但她丢掉了工作，没了收入，无法偿债，而赵勇也拿不到赔偿。至今，黄淑芬还欠赵家74.6万元。黄淑芬觉得，这应该不是赵勇想要看到的结果。赵勇却认为，黄是在装可怜，混淆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是对真正受害者最大的侮辱。

“这并不是双输局面，这是迟到的正义被埋没，便会助长老赖嚣张，这是一场用时间逼受害者认倒霉的劝退大会。”赵勇说。一晃四年过去了，自今年2月起，他开始调整精力，回归正常生活，也希望别人在这事情上有一个借鉴，“不要像我一样耗在这里很多年。”

不难读到他们的无奈。这些被拖欠者的生活，由于一个个“老赖”而陡然破碎。

而在这样的个案上，司法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执行难”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说，三年来，人民法院全力攻坚，共受理执行案件2043.5万件，执结1936.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8.5%、105.1%和71.2%，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促进了法治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每一个冰冷的数字背后都是一起案件，案件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人、家庭或企业家，当你走近一个个案件的当事人，你会体味到他们的悲欢喜乐。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许多人不会选择到法院起诉，而立案、审判、执行，一道流程下来，执行恰是最后一道关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执行就是这道防线上的最后一道闸口。

我们赞赏执行法官们的努力，三年来黑龙江高院执行局局长侯铁男等46名干警牺牲在执行岗位上。通过“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锻炼了队伍，提高了能力，攻克了一道道难题，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更可喜的是全社会对“老赖”喊打的氛围日益浓厚，找人查物的网络日益完善。例如，法院与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存款、车辆、证券、不动产、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会同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推进失信惩戒机制建设，采取11类150项惩戒措施……

常规的手段之外外，大数据、区块链这样的新武器也已投用，并发挥了巨大威力。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首次采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实现执行“一键立案”，有利于打破信息孤岛，进一步释放司法红利，巩固并深化“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虽然我还没看懂，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个好事。

法网渐密，但并非密不透风。正如周强所言，“我们深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与党中央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差距。‘基本解决执行难’虽然实现预期目标，但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执行难问题仍然存在甚至还较为突出。”

王思聪不大会成为“老赖”。而治理黄淑芬这样的“老赖”，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又该从何处着力？

原标题：【观见】“国民老赖”王思聪？更值得关心的点，其实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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