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在特大暴雨突袭的清晨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清早，大街上，众目睽睽下摔了个结实的大扑爬，请问你第一反应会干嘛？然后她自己评论：赶紧看看周围有无熟人，装作若无其事爬起来离开。

70后教授，儿童（青少年）眼疾专家，像个中年美少女战士，就这样在摔爬中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张黎是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眼科医生。

眼科医生张黎

明亮的儿童

眼科的门诊日常是这样的：重医5楼侧翼的一个三角地带，空地不足一百平米，候诊的患者像站在高峰的轻轨车厢，教授们的助手要使用扩音器引导，即使这样还要尖起耳朵听。

张黎的诊室是个儿童乐园。这一代的娃娃大多都是放飞了天性的，说是来看病，有的冲到裂隙灯（一种检查仪器）前自己扮演医生，喊妈妈来扮演病人；有的抢过张黎的电筒笔直接往嘴里塞，有的踮起脚把玩具鸭子放在张黎脑袋上，玩疯了的抓起她的图章往病历和处方上乱盖……

诊室里挤满了患儿和家长

张黎带了5个研究生，全是女孩，一次门诊要来两三个当助手，帮忙按住这些娃。“妹妹别动了，再动打针了哈！”“你这里没得针，我不怕！”张黎回头给研究生做了个鬼脸：“又搞忘记拿一个大针管来摆起了。”

会不会烦？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孩子，其实意思是爱自己的孩子。张黎不是，她的志愿是儿科，在儿童医院实习一个月瘦了15斤，研究生志愿被父亲改成了眼科。真爱的力量会搭梯穿墙翻山越海，即使到了眼科，她依然把自己主要方向定到儿童眼疾。“儿童的眼睛是能看到未来的眼睛。”

爱是耐心。一个9岁男孩，因为恐惧大闹手术室，要求所有人退后到一米以外，又抓又咬，骂了一个小时脏话。6个医护人员去按他，麻醉呼吸面罩数次崩开，弄得大口喘气的医生吸了都晕乎乎的。“他的脏话也是学的周围，学的大人。不然呢？我们冲出去手撕熊家长？”她想了一下这个场景，自己笑了，又说“我的手珍贵，不撕。”

孩子们的回报是高糖。长期随访的小患者，来的时候会叮嘱妈妈把礼物放在书包里，带给张阿姨。礼物有时候是一块巧克力，有时候是一张手工小卡片：“阿姨涂了红嘴皮的……”“阿姨穿的是新凉鞋……”张黎觉得这是儿童的亲近和喜欢，没有套路，不矫饰，他们的敏感来自生命的本能，最初的那种明亮。

给小患者做检查的张黎

上天不爱的孩子

有爱的地方才明亮，总有天意忘掉的角落。

一个14岁的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脊柱侧弯，又斜视，眼睑下垂。脊柱问题导致她看起来身体很短，矮小，眼疾又让她面容受损，特别苍老。女孩自卑，不看人，不说话。父母和哥哥都是健全人，都全力配合治疗。

张黎要做的是斜视和眼睑下垂矫正手术，但女孩的身体情况容易在手术中并发恶性高热，致死率极高，全国仅有几家医院有特效抢救药。麻醉医生评估后很犹豫，张黎也很犹豫。患者家属全部了解后，很认真地请求：“无论什么情况，我们完全相信医生，她不能一辈子这样……”

“那个时候是觉得对方把一个世界都放你手上了……上天不爱的孩子，我们来爱吧。”

这是大年三十前最后一台手术，彩灯把整个医学院路照得五颜六色。手术结束的时候，张黎在走廊里深深吸了一口气，该回家了，这个时候她特别想念儿子，13岁，已经比她高。

她手机里至今存着女孩术前术后的不同照片，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术后这一个，将开启一种“正常”的生活，能够正眼看人，说话。

用手机拍摄手术后的恢复情况

张黎不怎么流泪，眼科离死亡稍远，对人心的撕扯不那么剧烈。最近一次流泪是跟另一位妈妈在一起。5岁的男孩，只有微弱的视力。一点点光感，模糊的影子，就是他的全世界。张黎是男孩母亲最后的稻草。

男孩的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牵牛花综合征。他的眼底形态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这是一种先天性发育异常，目前无法治疗。张黎能做的，也只是尽力保住他残存的视力，不引起其他并发症。

男孩的母亲听完，好几秒钟没有动，无论有多少心理建设，那个终极答案来临时对人重击丝毫不会减轻。接近于失明的孩子会有认知障碍，看不见，没有参照，特别容易烦躁，防备他人。这将是孩子的未来，长至一生，他的眼底都盛开着牵牛花。

母亲转身出了诊室，在一个小角落里背对着人哭，无声无息，眼泪止不住。张黎追出去，站在她身旁，陪她一阵，跟她说：这不是你的错，不要自责。孩子的先天性疾病，对母亲的打击是弥漫终生的钝痛：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让孩子受这样的罪。

善是理解和体谅，即使有时候无能为力。

针尖芭蕾

眼科的手术器械都很袖珍

眼科手术是针尖芭蕾，人体最精细的手术，毫厘之差，就是患者视线里的千里之别。

这一天上午的手术是一个5岁女孩斜视矫正，女孩一进准备间就慌了，哭，张黎跟她聊小猪佩奇，熊大熊二，她反复只问一句话：得不得把眼睛摘下来？张黎最后只有说服手术室同事，允许爸爸消毒后抱着女儿进入手术室麻醉。

沉睡的女孩长长的睫毛弯在空中，张黎端详一下，赞了声美。她握一握女孩的手，发现手心有汗，轻轻撤去她身上的小被子。

幼儿斜视手术只能全麻，难在医生无法因人而异进行术中调整，人不是机器，每个人都不同，医生是一种“盲打”，全凭经验确定眼肌的手术量。

手术开始的时候，张黎要向助手提问各种数据，要求她们自己过脑设计，不断复习，教学示范。逐渐声音越来越小，站在医生旁边相距半米也听不见交谈内容。她和助手额头顶着额头轻声说。针像孩子睫毛那样细细弯弯，线细到像婴儿头上的一根绒毛。

进行到关键时刻，手术室仿佛静止下来

人的眼球最薄的地方以微米计，医生要用针把线固定在上面，还不能扎穿。最关键的时刻，张黎吸一口气，然后憋住，不呼吸，气流会改变针尖的落点。没有人说话，麻醉医生和护士都停止走动，手术室变成二维的静止画面。

惊涛骇浪都在手上，但手要不动如山。

另一台手术是个大学男生，只做眼周局部麻醉，他很紧张。开眼器把眼睑支撑开，灯光直接打在眼球上，男生喊不舒服，张黎轻轻用纱布遮住。不锈钢的止血钳反光，男生还在说不舒服，张黎开始分散他注意力：“是的，器械应该做成哑光的，你看医生口红都用哑光……这个手术啊，我们眼科医生自己做都要全麻，你真是了不起……”实际上没有任何眼科医生会有立体视问题需要手术。男生信了，回答说我也觉得我很勇敢。

缝合前，她让男生坐直，站到他前方：“你看现在有几个我？”“两个，啊，不，现在只有一个了。”

“完美！”张黎跟助手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男生从此不会再因为重影而摔跤。

手术过程中查看患者的矫正情况

小仙女和熊孩子

张黎最头痛的孩子不是患者，是她的研究生，高兴的时候，她称这群女孩“我的小仙女们”，生气的时候，喊她们“我的熊孩子们”。

11楼的眼科医生办公室，早上8点开始，人影都忙到糊掉，通讯基本靠喊。张黎惊叫一声：“你们是在挖坑埋我吗？”今天是上一批病历提交的最后一天，超时医生会受处罚。眼科周转快，病人两三天出院，最少的病历也有20多页，多的70多页。张黎必须要一页页检查、签字，但前期的复印、基本填写、整理需要助手先完成。

小仙女们拖延了，此时发现大事不妙，都在“嘻嘻”，用手给她作扇风状，张黎翻了个白眼，抓紧分秒签。40分钟后，她必须到达手术室，全套人马在等着手术开台。

她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当天凌晨1点20飞机落地，早上7点50到医院，上午忙完，午休时间她要给小仙女们上研讨课：就在门诊诊室里，叫上外卖，边吃边讲，每个研究生轮流讲自己的论文，或者几个疑难病例分析。“我今天专门喝了咖啡对付熊孩子，战斗力爆表！”女孩们一起说：“早知道我们也应该喝一杯来对付老师。”

张黎与“小仙女们”一周一次的教学午餐会

平常的日子张黎每天晚上12点半睡，早上闹钟定在6点35，2分钟洗漱，5分钟吃早餐，1分钟画口红，7点43分，她必须准时到达重医（2）号楼电梯下面排队，7点50前到达科室。每一分钟都卡死。她在美国费城全球排名第二的威尔士眼科医院学习时，周四的例会在早上6点45，6点半，老教授已经打好领带穿戴整齐坐在电脑前边回邮件边等待医生们。

大浪淘沙，职业会精准地挑选出适合它的人。她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被挑选出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所以她总在自责不够严厉：“人很难主动走艰险的路，走窄门，为师者应该有拿起鞭子的硬心肠……我，差一点点。”

劫

医生也要历自己的劫。

张黎的丈夫也是眼科医生。冬天的时候，一场大病来得比寒风更冷。一次常规的检查，丈夫发现肺部有小结节。学医的人能看懂各种指征，这是跟普通患者唯一的区别。如何面对疾病，只取决于人自己。

他们决定做手术。手术那天，张黎一个人在走廊上等，她熟悉手术室的每一寸空间，知道器械和耗材摆放的位置，但这次她只能在外面等。这辈子最长的几个小时，每隔一分钟都要看看手机，几点了，几分了。

摘除的标本经过冰冻病检，医生第一时间告诉了她。医生问给不给病人说，张黎心里很乱，一个妻子的慌乱迅速被一个职业医生的理性按下去，她稳了几秒说：“要告诉他，他也是医生。”

眼泪在丈夫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瞬间奔流而出，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开胸之后虚弱，苍白，那个平时给病人做手术像巨人一样坚定有力的医生，突然间那么弱小。张黎觉得心揪得疼，喘不过气的疼。她握住他的手，麻药没有完全过去，他用了很大力量轻轻说，做了，就好了。

这个做完开胸手术的病人，两周以后，伤口还没有愈合，又上了手术台，他去给患者做眼科手术。

张黎生气，吵，没用。“从最自我的角度出发，工作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你经常抱怨，累，苦，烦，但是突然把它从你的生活撤离，你整个人就像被抽空，它已经长成你的一部分，是被验证的时候才会发现的一种意义。想想我，也就理解了他。”

“怎么理解？”

“可能，每个人都像是‘盲人’，你要找到一种东西，它是你寻路的光。”

上游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刘春燕 文 杨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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