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消息，严书记的事情还没尘埃落定，王主任的事情又来了。

因为“严夫人”在微信群发飙称要动用公权力开除幼儿园老师，“被出名”的四川广安市委副书记严春风被省纪委监委关注到了。18日，严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这几日，因前儿媳的举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副主任也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举报信称，王主任仅房产就有17处，价值过亿，还有别墅、跑车等。虽然目前仍无官方回应，但已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

有人戏称，从情妇反腐到前妻反腐再到儿媳反腐，女性已经成为反对腐败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当然只是个玩笑话。

玩笑归玩笑，背后的真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

监督 

其实不只是严书记，这种从“被关注”到落马的现象，在反腐过程中并不少见，也并不新鲜。 

比如早在十年前的2008，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就曾因“天价烟”进入大家视野。

周久耕因被网友曝出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九五至尊”香烟，随后又被发现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3个月后，南京市纪委宣布，因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给予周久耕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一年后，周久耕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2012年，陕西省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一张新闻图片拍摄到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面带微笑出现在事故现场，引发网友愤怒声讨。紧接着，网友“人肉”出杨达才佩戴名表的各类图片10多张。

陕西省纪委随后高度关注，及时进行了调查，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3年，杨达才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获刑14年。

舆论监督有没有用？这样的案例已经给出了答案。

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就“严书记事件”发表评论文章称，群众对网络中暴露出的线索“眼睛雪亮”，媒体不断发出“严书记出来走几步”的追问，纪检监察机关主动回应舆情，不缺位、不回避，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点赞。 

用中纪委网站这篇文章的话说，“这是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纪委监委监督共同发力的典型实例，充分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势和全社会对于坚决反对腐败所凝聚的共识。”

依靠

当然，也有声音表示质疑：如果反腐都需要通过身边人举报、通过这种网络的偶发性爆料达成效果，那组织的力量、纪委的监督呢？

在岛叔看来，大不必作这样的切割。组织监督、国家监督有体制性的力量，是“正规军”；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则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二者发挥的力量完全可以互补。

毕竟，即便是腐败分子，也不能活在真空当中，其生活状态、口碑评价，都是老百姓最清楚。

这也就是1945年毛泽东那副著名的“窑洞对”的要义所在——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毛泽东的答案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数据中同样可以窥得要义。

比如，去年7月，王岐山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文章就提到，12轮中央巡视，一共处理来信来访159万件次，与党员干部和群众谈话5.3万人次，发现各类突出问题8200余个——注意，中央巡视组巡视的干部层级是相对比较高的，相对地，这个数字就已经很大；

再比如，中纪委通报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情况显示，该年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73.3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5.1万件，谈话函询28.4万件次，立案52.7万件，处分52.7万人（其中党纪处分44.3万人）；

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人员按职级划分图

而在2016年，这组数字则是接受信访举报253.8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73.4万件，谈话函询14.1万件次，立案41.3万件，处分41.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4.7万人）。

从这样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众监督已经成为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一环，有着“群众举报-问题线索-谈话函询-立案调查-处分”的链条。群众信访举报是第一环，从中梳理出问题线索并调查，最终得出结论。换言之，人民监督与组织监督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割裂。

这样的实践，也给制度化的尝试提供了养分。

以此次“严书记”事发地的四川来说，两年前，省纪委机关、省委宣传部就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舆论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意见》，要求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主体作用，探索媒体、群众和纪检监察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坚决遏制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蔓延势头，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思考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离开了“群众”这个最大的靠山，任何事业都是无法成功推动下去的。这个道理，几十年前的革命实践就早已证明。

窥斑见豹。人们之所以会质疑这些案件，是因为如果仅靠“偶发性”，很难保证长久性。比如严书记，如果不是“严夫人”高调抢镜，恐怕达摩克利斯之剑还不会如此迅捷地落下。

在给四川省纪委面对舆情迅速反应、及时介入案件调查点赞的同时，我们也要顺藤摸瓜，看看在家庭财产、配偶子女、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带病提拔”等环节是否有制度和执行的漏洞。 

坦白讲，腐败问题的形成是一个长期问题，减存量、遏增量当然也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这也就是为何领导人反复说“永远在路上”的原因。

事实上，在去年的文章里，岛叔就已从王岐山那篇署名文章里，给大家读出了领导人目前对于反腐问题的思考——

“我们一党长期执政、全面执政，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我们党通过巡视完善党内监督，把客观存在的问题揭摆出来，展现了高度自信和坚强定力……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解决起来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政治巡视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只要我们保持坚强定力，敢于正视现实、直面矛盾，把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就有信心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道路，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岛叔今天在家看电视，发现上海那则“教科书式执法”的警察的新闻里面，有位民警说了很有意味的一句话：“领导要求我们，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其实，这句话推而广之就可以是，今天的很多公权力的行使，都需要习惯“在镜头下”。

“在镜头下”，本身就意味着公开。事实上，在互联网“广场效应”和普遍“技术赋权”的今天，中央所提倡的“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也会有更多的实践可能。严书记是这样的范例，以后这样的例子相信还会有。

原标题：从严书记到王主任，“偶发性”背后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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