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春秋号微信公众号消息，抗战时期，为了保卫战时首都免遭日机空袭，国民政府曾在重庆周边地区修建、扩建了数个机场，并派中国空军部队进驻。在重庆大轰炸期间，侵华日军将这些机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摧毁，以扫清空袭重庆的障碍。　　

为了保卫机场免遭日军破坏，中国空军在这些机场上空与来犯的日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空战，发生在1940年5月20日，地点就在梁山机场上空。　　

一道重要的空中防线

梁山机场始建于1928年，位于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城北一公里处。该机场由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主持修建，初建时，机场南北宽600米，东西长700米，有棚厂4座，队部建筑1座。1930年和1933年，第21军又两次对机场进行了续建。

1936年初，梁山机场由航空委员会接收，并于当年2月成立扩建工程处，对原机场再次进行扩建。工程后来因故暂停。　　

全面抗战爆发后，航空委员会在此设立了空军梁山站。梁山县政府奉命征调万余民工扩建梁山机场，于1937年11月1日开工，12月2日完成。同时，在机场附近修建了射击场、轰炸场、轰炸瞭望台、机场校正靶及靶子架、瞄准避弹室、机场石板暗沟、涵洞、停机坪、场站房屋等9项军事工程。

1938年9月，为配合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作战需要，梁山县又调集民工再次扩建机场，在一个月之内，拆除北极塔，新辟土石地面跑道一条，停机坪增宽一倍。次月，又修建了特种电台、防空洞、滑行道、营房、临时课堂、礼堂、修理厂、交通路、医疗所等14项军事工程。

△中国空军第4大队部分飞行员合影（二排右一为参加“5·20”空战的王文骅，左二为韩参）

经过多次扩建，机场的设施仍十分简陋。时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的龚业悌在到达机场的当天（1938年9月13日），就在日记中写道：“梁山是一个不大的城镇，一切都显示着落后和古老。飞机场离城不远，我们都住在场东新建的几座营房里，那都是一些简陋的房子。”飞行员徐吉骧则回忆，“新营房已完成，但并无良好的道路，梁山又常有雨季，路上泥泞不堪，厕所建在宿舍外，到厕所去要走上一段泥泞的路，因泥水太深，我们都穿飞行靴进进出出，一进房门，必须脱下来改穿另一双干净的鞋子”。因“梁山机场非常简陋也不怎么平坦，所以不太适合飞行训练，每天都是上学术通信和机械课程”。

梁山机场给初到此地的中国飞行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位于长江三峡的崇山峻岭之中，且严重缺乏通讯和导航设备，中国空军的飞机常常在飞行训练中迷航，因找不到机场而迫降。　　

1939年8月31日，飞行员丁寿康与两位队友，驾驶战斗机3架从重庆飞梁山，在天气极为晴朗的情况下，竟偏航找不到机场的具体位置。幸好丁寿康此前曾飞过一次梁山，在黄昏时分，独自离队发现了机场而安全降落。而同行的两机则最后迫降在长江边的沙滩上。

但这座简陋的机场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横亘于日机轰炸重庆的必经航路中间，而成为中国空军保卫重庆的第一道空中防线。1938年6月，中国空军主力从武汉地区向西南地区后撤，在此地成立了驱逐（战斗）机训练总队，并由中国空军战斗机王牌部队第4大队进场担任防守任务。随后，大批的苏联飞行教官及战斗机也进驻梁山机场，对中国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进行培训。

为了摧毁中国空军的抵抗力量，1940年5月13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大后方的《陆海军中央协定》，其代号为“101号作战”。该作战的指导方针为：“首先压制敌之军事、政治中心的航空势力，然后摧毁其重要设施。”

日军实施“101号作战”计划

1940年5月18日，日军正式开始实施“101号作战”。当天，驻扎在汉口的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出动21架96式陆上攻击机，分别轰炸了成都的温江机场、太平寺机场以及遂宁机场。

19日，日军又出动47架轰炸机入川，空袭目标分别为成都附近的凤凰山、太平寺、温江等中国空军基地，以及宜宾机场、梁山机场。

△被日机轰炸的梁山机场　

在成都方面，驻守太平寺机场的中国空军第5大队奉命升空。该大队的第17、第27中队先后两次出动10架战斗机迎敌。由于日机侵入蓉城上空的时间是晚上8点45分以后，天色已暗，在空中巡逻的我机，仅有胡佐龙、陈镇和、王广英、雷廷枝等4人驾驶的战机与日机相遇，并发动了攻击。空战中，王广英驾驶的E-15战斗机被敌击中1弹。

在重庆方面，为了防止日机偷袭机场，驻守广阳坝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在副大队长刘宗武的率领下，于当天傍晚6点45分，起飞8架E-15战斗机，以两机为1组，各按指定的区域进行警戒巡逻。其中，第1组由第21中队队长陈盛馨与队员余拔峰组成，巡防位置在广阳坝机场上空；第2组由第4大队副大队长刘宗武与队员李继武组成，巡防位置在铜台路至广阳坝机场之间；第3组由分队长姚杰与队员贺炘组成，在鱼嘴至广阳坝机场之间上空警戒；第4组由分队长司徒福与队员丁寿康组成，在广阳坝到白市驿机场之间上空警戒。我机飞行高度在4000-5000米之间。

飞行一小时后，刘宗武与李继武发现重庆市区上空有灯光移动，初以为是星光，仔细察看后，乃断定为敌机群，遂加大油门追击，终以我机低于日机高度800米，无法达到有效射击距离，以致日机逃脱。其余各机在其负责警戒的区域未发现日机，均安全返场降落。

当轰炸宜宾的日机返航时，中国空军第22中队的E-15战斗机4架，又奉命于当天晚上9点05分，从广阳坝机场起飞，防止日机顺路空袭我空军基地。其中，张浩英和周志开驾驶的两机在合江上空巡逻，温炎和康宝忠驾驶的两机，在江津白沙上空巡逻。4机均未遭遇日机，遂于当晚10点35分返场降落。

当天，防守梁山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4中队接到一个特殊任务，为在梁山机场加油的前往湖北前线执行轰炸任务的我轰炸机队，担任空中警戒和护航任务。

19日上午9点30分，第8大队的3架DB-3轰炸机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于12点40分，到达湖北随县上空，在完成对目标的投弹任务后，于下午4点10分全部安全返回原机场。

10点10分，第1大队的9架SB轰炸机由温江机场起飞，于12点10分降落梁山机场加油。午后1点51分，除编号为100号的1架SB轰炸机因降落时，飞机滑行陷入机场内新建软地，导致螺旋桨触地弯曲，未能随队出发外，其余8机均顺利起飞，飞临钟祥城区公路及车站附近上空，对敌军目标进行了轰炸。我机于下午5点30分降落梁山机场加油，6点由梁山机场起飞，经1小时飞行抵蓉。

在SB轰炸机起降和加油过程中，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11架战斗机自始至终警戒在梁山机场上空。

中国空军在白天采取的主动出击行动，招致了日本空军的报复。当天深夜11点57分和12点，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的11架轰炸机，分两批对梁山机场进行夜袭。由于我方早有防备，除起飞迎战的飞机外，其余留场的飞机全部疏散进掩体，未受到任何损伤。

突然出击完胜日军

1940年5月20日凌晨，天还未亮，驻守汉口的日本空军派出3架侦察机飞临梁山机场上空侦察。此时，驻守梁山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4中队队长李文庠下令队员待在机舱里，微动机身，佯做欲飞不能的状态，以造成机场被炸、无法起飞的假象。

△“5·20”空战图

果不出所料，敌侦察机即向汉口日空军基地传回情报：“梁山机场有大型机（即轰炸机）2架、战斗机7架，但机场被毁，敌机无法起飞。”很快，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派出3个中队的24架96式陆上攻击机，直扑梁山而来。　

7点15分，当日机飞入云阳小江境内，迫近梁山机场时，驻渝空军第一司令部立即下令第24中队的8架E-16战斗机升空拦截。由于机场在19日夜被炸，只有经连夜抢修出的30米宽跑道可用，参战飞机只能以单机起飞方式，在空中集合编队，布阵以待。

日机往常轰炸梁山机场的惯用伎俩，是在距离目标50公里的地带盘旋，待我方战斗机燃油消耗殆尽时，才进入机场上空投弹。他们以为侦察机这次传回的消息是真的，故毫无忌惮直驱而来，殊不知是自投罗网。

7点32分，敌机群以4000米的高度，由梁山东北方侵入机场上空。此时，我机群恰好在敌机群右前方1000米处，高度为4500米。我方领队李文庠当即振翼，率8架E-16战斗机从前右侧向日机发动猛烈攻击。敌机群突遭攻击，队形顿乱，于投弹后四处逃窜。李文庠在率队发动第一次攻击后，又盯住1架离队逃跑的日机，在200米的近距离，才开枪射击，并连续攻击3次，直至日机起火下坠。李文庠折返后，又遇我方两机正在同时攻击一群日机，旋即加入战团，向敌机群最左的1架发动了攻击。此时，敌机群的枪弹也集中向他射来，他急忙向左脱离以避开，等再次转过机头，寻找那架被他攻击过的日机时，已不见其踪影。因战机所剩油量不多，他只好驾机返场。

分队长张光蕴是我方第2小队领队，发现日机后，当即率僚机向敌机群的中央领队机发起迎头攻击。回转机头后，旋见日机1架离队逃窜，又追至距离50米处开枪射击，不料机枪射击40余弹后发生故障，他只好脱离战斗，驾机返回基地。

在这次战斗中，张光蕴的僚机陈少成是第一个发现日机的。他摆动机翼通知队友后，即随长机向敌机群发动首轮进攻，于距敌机群200米时开枪射击3次，由前下方脱离时，看见被他射击的这架日机已冒出浓烟。陈少成进行第二次攻击时，将目标锁定为敌总领队机，却因动作过猛，飞机发动机突然停车，待其恢复转动时，敌总领队机已飞远。此时，陈少成又发现与他同一高度有敌侦察机1架，由东北方向进入我机场上空，盘旋一周后向忠县方向逃窜。陈少成立即驾机追了上去，追至近该机200米的距离才开枪射击。他连续射击了6次，直至忠县上空，因顾及油量不足才折返。

分队长王文骅率第3小队发现日机由东向西进入梁山机场上空后，乃率队迎头向日机发动攻击，向左脱离后，又从敌机群右侧发动第二次攻击。敌机群在投弹后向左转弯，王文骅又率队随之急转，反复向敌机群冲击，总共攻击了6次，日机数架已冒起白烟。后因油量限制，王文骅才率队停止了追击，于8点45分安全降落白市驿机场。

在激烈的空战中，第24中队队长李文庠因战机发动机停车，迫降梁山机场，机损人微伤。分队长韩参驾驶的战机，因燃油耗尽，迫降土沱，机损人伤。队员伍国培驾驶的战机中敌枪弹40余颗，安全迫降梁山机场。队员彭均、李廷凯等所驾战机之发动机亦中敌弹数颗。

△《新华日报》1940年5月21日关于“5·20”空战的报道

究竟击落几架日机　　

1940年5月21日，重庆的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了“5•20”空中大捷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更是以《敌机七架遭我击落》的主标题和《梁山上空健儿大显身手》《显赫战绩证明我战略精妙》两个副标题，全面报道了这次空战。现摘录如下：

敌机七架遭我击落

（中央社讯）敌重轰炸机廿四架，昨（廿）晨由鄂西向川境进挠。七时许窜近梁山西北一带，并有袭梁山模样。我某地战斗机××架，早已侦悉，遂升空出击，瞬即在梁山上空布成围歼阵势。

七时四十五分，敌机冒险窜进梁山上空，我空军健儿见敌已入陷境，当以雷霆万钧之姿，将敌机重重包围。敌机初图顽抗，但遭我最高空部队之严重压迫，顿呈窒息状态，队形溃乱，纷纷挣扎突围。我担任正面拦击之健儿，立以排山倒海队形猛烈予敌以迎头痛击，敌畏缩求逸，复被我追击部队坚强控制于有效射程之内，齐以最大火力，向数敌机集中射击。敌机上下翻腾，力求逃避，顷刻间有敌重轰炸机两架随机枪射击声中爆炸下坠。

此时，我空军攻击愈猛，敌突围无路，转作困兽斗，纷向我军反扑。我高空神勇部队，乘敌混乱之际，即将三敌机掌握在手，无能擅动，敌机死角暴露，我神枪准射，油箱齐焚，敌机尾随坠下，片片犹如残枯红叶。正在鏖战间，残乱突隙东窜，我奋勇追击，敌机一架又为我击落于半途，其余敌机纷纷向万县方向逃去。一场激烈空中大会战，至此告一段落。我空军全部凯旋。

总计此役，我空军共击落敌机七架，其坠落地点，已经查明者有五架，一架落忠县东郊，机身损坏，系侦察机，敌战斗员均毙，其番号为四五二八。一架落在分水岭山麓下之马家市，机身焚毁，其番号为二五八，中有五男战斗员，一女战斗员，其跳伞逃逸之战斗员，正在搜获中。一架落在开县西廿里，敌机大部焚毁，敌战斗员全毙，其番号后二字为七九。一架落于梁山北廿里一带，为一重轰炸机，机毁人亡，番号烧失。另三架落于忠县与开县之间，其中一架已查出，系落在开县附近，我正派员清查中。

“5•20”梁山空战，我空军击落日机7架，这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的数字，难免有些夸大。根据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此役，我空军一共击落敌轰炸机3架、侦察机1架。其大致情况如下：

1、第24队队长李文庠，分队长张光蕴、王文骅、队员彭均、李廷凯等5员，在梁山上空合力击落敌重轰炸机1架（残骸在寻觅中）。

2、队员陈少成在忠县上空击落敌侦察机1架，该敌机在忠县汝溪焚毁，番号为258，敌乘员3人全毙。

3、队员伍国培在梁山上空击落敌重轰炸机1架，该机在忠县马家祠损毁，番号为4528，敌乘员6人全毙。

4、分队长韩参在开县击落敌重轰炸机1架，敌机残骸正寻觅中。

从当天中国空军的战斗要报记载来看，被击落的4架日机，只有两架是查明了具体坠落的地点，并找到了残骸，而另外两架的残骸还在“寻觅”中。

空战结束后，航委会曾要求空战发生地附近县政府组织力量寻找日机残骸。我们在四川省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发现，1940年6月12日，梁山县县长陈兴雯就“5•20”击落击伤日机，给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司令邓锡候发了一份电文。内容如下：

（成都）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兼司令邓均鉴：　　

（略）查五月二十日之役，据作战人员报告，其击落敌机三架，并击伤二架。据测当落在开江、忠县、武陵一带，现经搜索结果，尚仅忠县发现一架，其余尚在继续侦查中。

梁山县县长陈兴雯邓文民印

在日本的国立公文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笔者查阅到当年由日军联合空袭部队司令部编的一份《百一号作战概要》，其中，明确记载当天日军损失的轰炸机为1架。

从中日文献资料对比印证，“5•20”梁山空战，中国空军当场击落的日机实为1架，其余应为重伤。在以少打多（8架对27架）的局面下，中国空军能取得击落日机1架、重伤数架，而自己全队安全返回基地的战绩，在当时的空战中已属罕见。

这架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机，具体坠机地点为忠县清和乡（今靳现乡）清和村的马家嘴。在重庆万州区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1940年5月20日击落敌机零件及附件清册》，上面清楚地登记着：

手枪两支　　

敌机队旗一包

机关枪七架

轻机关炮一支

子弹二十五盘

零子弹半篓

机身机翼碎片（一堆）

作战地图

……

原标题：空战 | 当年设施简陋的梁山机场，没想到却是中国空军保卫重庆的第一道空中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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