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从重庆去延安后的萧军夫妇和女儿

今日重庆号消息，有“鲁门弟子”之称的著名作家萧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一部抗日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敲开了中国文坛的大门。

1938年7月，他偕新婚妻子王德芬到成都生活了一年多。其间，担任成都《新民报》副刊主编，同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针贬时弊、鼓吹抗战的杂文，其尖锐犀利的文风，颇有鲁迅遗风。他还经常到各大学和群众集会上作抗日救亡演讲，创办文艺补习夜校，开设专售进步书籍的“跋涉书店”，培养和聚集左翼文学力量。

萧军的种种言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要他赶快离开成都，左翼作家沙汀也叮嘱他尽快离蓉。

1940年3月7日，萧军以“游山玩水”为名，只身前往峨眉山，然后从嘉定（今乐山）走水路赴重庆。

与老友胡风重逢

1940年3月27日下午，风尘仆仆的萧军终于登上重庆望龙门码头。巍峨的山城，繁华的都市，令疲惫的萧军为之一振。他匆忙探访了几位文朋诗友后，晚上便来到位于两路口的胡风家，老友重逢，格外亲热。

早在上海时，他们就是冲锋陷阵的左联战士。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又在武汉并肩从事救亡运动。自武汉分手后不觉两年过去了，他们有说不完的离情别绪，两人促膝谈心至深夜。胡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们相处的情况：

3月底，萧军从成都来，有时住在我这里，谈到很晚才睡……我们一起谈到一些过去的情况，又谈到他的作品。他写作倒很勤奋，不过出版有困难，我曾为他在《七月》上登过一则启事，希望有人帮他出版，但没有找到这种出版家。这次，我陪他去生活书店，他们似乎也没有意思接受，只好另找机会了。我又陪他去50号（曾家岩50号）找到凯丰部长，萧军提出愿去延安，凯丰部长表示得很热情，答应一定想办法找便车送他们去。

萧军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便去信催促妻子王德芬及早来渝。他在信中写道：

决定买飞机票坐飞机来……务先来电报，我们好到飞机场去接……即使接到电报我不在家，罗烽也会直接去接你的。万一错了日期，你就直接到孔罗荪家（上南区马路194号附1号）暂住。他和他太太周玉屏全是熟人……

雕塑家刘开渠夫妇为王德芬赴渝帮了大忙，不仅借给路费，还帮她买机票，又和王德芬的哥哥一道把她们母女送上飞机。4月中旬的一天，王德芬抱着七个月大的女儿萧歌，走出停在珊瑚坝的飞机。萧军早在机场望眼欲穿。他把她们带到上南区马路孔罗荪家，稍事休息后，便过江去罗烽家暂住。

在南温泉勤奋写作

萧军到重庆的第二天，就去南岸探视了一同在哈尔滨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作家罗烽、白朗夫妇。在王德芬母女没来重庆的这段时间，萧军“常常是一天住江这里，一天住江那面”。“江这里”指的是两路口胡风家，“江那面”是指南岸罗烽家。

罗烽家住房狭窄，萧军夫妇只能挤在一张小铁床上睡觉，翻身都困难；他们为萧歌热奶、煮食也极为不便。为此，萧军来到临江门横街33号，找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向其求援。因“文协”在南温泉有一间空着的小平房，为人厚道的老舍建议他们搬去居住。萧军曾写道：“1940年夏季间，我家曾在重庆南温泉当时‘文抗总会’租用的几间‘防空棚’里住过，后来M君（作家张梅林）的家属也搬去了，我们成了邻居。M君当时在‘文抗’当秘书。”

萧军说的“防空棚”，其实是当时重庆典型的“国难房”，即川东农村常见的茅屋。这里共有十间相连的茅屋，“文协”从房东那里租来四间，作家草明、欧阳山、白薇等住了三间。

茅屋坐落在南温泉桃子沟，面对建文峰，背靠仙女峰。屋前有一条干涸的小溪，暴雨季节，滚滚山洪从房前奔流直下，注入距此不远的花溪河。小溪上架有一座简易木桥，木桥一头连着茅屋的走廊，一头连着通往南温泉镇的石板路。茅屋附近还有一幢瓦房，张恨水一家住在那里。

虽说是一间简陋的茅屋，但萧军一家总算有了栖身之所。他还在室内作了一番布置，甚至把1937年夏和萧红在上海共同生活时，萧红画的一幅速写，题名为“写作时的背影”，贴在了泥墙上。张梅林串门时，看到这幅素描，便想起了他和萧军、萧红在青岛时的难忘岁月。

南温泉山清水秀，风景绮丽。这里少了城市的喧嚣和敌机的侵扰，萧军便静下心来创作。在南温泉期间，他撰写了一部多视角反映抗战生活的话剧《恩仇以外》；另外一部话剧《幸福之家》，则被列入宋之的主编的“戏剧创作丛书之二”，在重庆出版。

萧军在重庆参加过文艺界的集会，也参加过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活动，有时他也邀请三朋四友到家一叙。胡风回忆说：

他带我去南岸看望他的新夫人和女儿。夫人是一位还未脱学生气的青年主妇，怀里抱着孩子。萧军很得意地向我介绍，我当然表示高兴，还夸奖了孩子几句，也开了一句脱口而出的玩笑话，要她多管着点萧军。大家哈哈一笑。出门后我很严肃地向萧军说：“到那儿（指延安）你可不能像在上海一样啊，尤其是不能做出伤害你年青妻子的事。”萧军说：“你放心，我们是经过了考验的。我不会伤害她，我将尽力保护她。你尽管放心好了。”

离开重庆赴延安

在重庆期间，萧军在曾家岩50号与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负责同志交谈时，表明了希望早日离开国统区，投奔延安的心愿。董必武等表示欢迎和支持，让他听候通知。

1940年5月下旬，八路军办事处通知他将于近日启程赴延安。恰巧这时，萧军的老友、东北作家舒群也要去延安，他们正好一路同行。5月25日，萧军一家离开南温泉来到重庆，暂住“东北救亡总会”宿舍。总会负责人于毅夫根据指示，为他们联系到一位杨先生的卡车。同行的除了萧军一家、舒群外，还有一些不相识的人，共计20余人。5月底的一天早晨，他们乘车从重庆出发，往北直奔宝鸡，然后转道西安去延安。

萧军在重庆仅仅生活了两个月，在他坎坷人生旅途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烽火岁月中的山城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里，不仅留下了他匆匆的足迹，也是他奔赴延安的出发点。

原标题：萧军从重庆奔赴延安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