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

人心的幽暗，命运的谲诡，给这位悲情天子的死亡蒙上重重迷雾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公元1908年11月14日下午6点，光绪帝暴崩，年37岁。早在十年前，他的政治生命已终结。余下的日子，他被软禁在西苑的孤岛——瀛台上，形如沉默的木偶。

蹊跷的是，二十二日未正三刻约下午3点 ，他的养母兼姨母、政治敌手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去世。这一对情感、利益极为复杂的母子相继离世，前后不足24小时。

《清史稿》中，史官们微妙地将两人从病重到崩逝置于一个紧密的叙述框架内，以春秋笔法给后人留下空间：

“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癸酉，上崩于瀛台……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隆福寺。”

对于光绪帝的死因，从民间故事、稗官野史到时人笔记，一直众说纷纭。人们大多都推测或相信：光绪帝是被毒杀的，主谋是慈禧太后——也有猜测是袁世凯、太监李莲英或者崔玉贵。

据戊戌年间帝党成员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记载：自光绪驾崩到大敛，亲王、大臣以至亲弟弟们没有一个人有胆子揭开皇帝脸上的帕子看看，“因后（隆裕皇后，慈禧亲侄女）在旁故也。”

王照愤然曰：“昔穆宗（同治帝）之以疡崩也，尚杀内监五人。此则元公负扆，休休有容，粉饰太平，足光史册，虽有南董（朝中史官），无所用其直矣”，“此五千年未有之奇冤，遂为五千年国体之结局。”

没有铁证，依旧是悬案。晚清光绪帝之死，连同慈安太后、同治帝、阿鲁特氏皇后死因一样，成为深藏于清宫的诸多疑团。

2003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编导钟里满在采访中得知：清西陵的光绪皇帝墓自从1980年开棺后又重新封闭，有一部分光绪的头发留在外头，保管在清西陵文物管理处。

钟里满随即萌发一个念头：可以做一部纪录片，把考古的检测手段和宫廷里保存的医案结合起来讲，用科学的方法来澄清这件事。

经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同意并支持下，他们先后采了两小束光绪的头发，又取样了他下葬时所穿的龙袍、贴身内衣和部分骨骸，以及同葬一处的隆裕皇后的头发。

在钟里满的联络下，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加入调查光绪死因的课题组。他们运用中子活化实验方法，在光绪的遗骨、头发、衣物中发现高含量的砷化物，鉴定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经科学测算，光绪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60-200毫克）。研究结论是：“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

2008年11月，长达万字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正式对外发布。

登基，立嗣

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深夜，位于京城西太平湖东里的醇亲王府闯进来一群仪仗威严的车马。

三岁的载湉从睡梦中被奶娘叫醒。仆人们把他穿戴整齐，抱进黄色轿子。一路上，他又哭又闹，吵着要睡。到达紫禁城后，他被抱出轿子，太监们为他穿上赶制出来的黄袍，戴上皇冠，抱上了御座。

几个时辰前，载湉的堂兄、年仅19岁的同治帝在养心殿驾崩。

大殓后，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召皇室宗亲、重臣们开选立新帝的御前会议。

皇叔们提名了几个，一一遭到否决。随后，慈禧太后提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三岁半的载湉为帝。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只有大臣文祥说：国家多难，宜立长君。慈禧当作没听见，其他人则立刻磕头而退。

新帝的登基大典开始，礼乐奏响。不知何故，一直在哭闹的载湉忽然安静下来。大臣们按皇家礼仪的次序进来，对他叩头。

“故事传说，虽然他在登基时举止幼稚，但当大臣进来时，他的一举一动俨然是一位皇帝，这使那些私下不赞成太后择立光绪的大臣感到无比惊诧，因而增添了对他的希望。”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裕德龄回忆说。

《翁同龢日记》里记下醇亲王听闻儿子被立为帝的第一反应——“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在中国的历史里，无论是官方修撰的正史，还是民间流传的野史戏说，每一位真龙天子的诞生必伴随着异象和预言。这些异象和预言真假莫辨，为皇朝命数的不可知性涂抹上神秘色彩。

在迷魅的传统社会里，上至皇亲贵戚下到普通小民都很迷信。家中生了孩子，尤其是男孩，一般都会请算命先生来算命看八字。传闻光绪出生时，醇亲王奕譞请了京城里两个有名的瞎眼算命先生，从他们那里得到两条预言：一是预言这位新诞贝勒会当皇帝，另一是预言他未来的命路会非常坎坷。

这都是令醇亲王心惊肉跳、唯恐大祸临头的预言。当时，他的侄儿同治帝正在龙椅上，青春年少。传闻中，醇亲王用重金收买了两位算命先生，让他们保守秘密。

醇亲王奕譞与福晋叶赫那拉氏

载湉从小就是个体质娇弱的清秀男孩。在他出生前，醇亲王嫡福晋已经夭折了一个儿子。在儿童死亡率很高的年代，福晋总是为他担惊受怕，于起居饮食上尤为严格，一只大虾也会让他分三天吃。他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

在醇王府的三年半，大概是爱新觉罗·载湉一生中最自由、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德龄记录下她从醇亲王府听到的有关他幼年时的故事。譬如，他喜欢和小鸟、小花们说话，他会在院子里长时间盯着一只鸟儿然后问它——“你昨天也在这里吗？”“我想我不会认错的，因为我曾仔细地注意到你羽衣的颜色。”然后，他命令这只小鸟为他唱支歌。

然后，小鸟就真的叽叽咕咕唱起来了。如果小鸟飞走了，他会认为：它是有重要的事离开了，然后会派另一只小鸟来替代，取悦他，“像一个小王子一样”。

他有各样孩子式的淘气和探索，譬如他喜欢在房间的墙上画画，不久就把够得着的墙面都画满了，然后他把椅子拉到墙边，一边坐着一边画；然后站在椅子上，在更高的墙上画画，然后把东西堆在椅子上继续画。

如果不是命运微妙的一拨，他会是一个在父母宠爱里长大的小贝勒——作为嫡长子继承亲王的爵位，在大清的落日余晖下、在时代和命运里沉浮飘荡，如同他众多的叔伯兄弟和子侄们。

载湉的父亲奕譞是咸丰的异母弟，母亲则是慈禧的胞妹叶赫那拉·婉贞。

1856年（咸丰六年），刚刚诞下皇子的叶赫那拉氏（即慈禧）被册封为懿妃。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她说服咸丰帝把选秀落败的亲妹妹婉贞指配给七皇弟奕譞做嫡福晋。当时，奕譞20出头，是京城许多满族名门企图联姻的对象。

在“辛酉政变”中，奕譞配合慈禧太后和六哥恭亲王，亲自捉拿了“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后加封亲王衔，被慈禧视作心腹。

对于立载湉为帝，朝野不是没有异议。

满清入关后尊奉儒家为正统。皇帝驾崩后如无子，需从宗亲近支的子侄辈中选人继承大统，是为替先帝“立嗣”。当时，在近派宗支的两系八支里，“溥”字辈只有隐王这支的贝子载治的第四子溥伦，一个三个月大的襁褓婴儿。

如果从同治帝的堂兄弟、即载字辈中挑选，皇室近支中有恭亲王奕訢的长子载澂，已故钟郡王奕詥的嗣子载滢（实为奕訢次子，过继给奕詥）。但是，一来慈禧对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已有忌心，立载澂或载滢，恭亲王的权力将更具有威胁性。二来载澂年17，载滢14，一旦被立，很快就到“亲政”的年龄，慈禧没有正当借口继续“垂帘听政”。

慈禧厌恶载澂，还有一层缘故。同治帝暴崩于青春之际，他有引诱之责。这位贝勒爷生性浮浪，最爱寻花问柳。入宫陪同治帝读书期间，他偷偷领着皇帝微服出宫冶游。事情败露后，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把他的郡王衔头、贝勒爵位一并削除。后来，顾及恭亲王颜面，又恢复了他原有的衔头爵位。

“立嗣”之事尘埃落定几年后，不想又发生了七品小官吴可读尸谏为同治帝争嗣事件，一时震动朝野。

为了应付一干迂儒之口，两宫皇太后不得不联合下了一道懿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也就是说等光绪帝成年后诞下皇子，这个皇子将被当作同治帝的儿子。

1874年，马背上的3岁小王爷爱新觉罗·载湉，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慈禧攻略：权力高手

作为政治家，叶赫那拉氏身后毁誉无数。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一个高超、老辣的权力玩家。

这是一位一生在各种内忧外患和残酷宫廷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的强韧女性——她出身微寒，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经历两次出逃，成功发动过三次宫廷政变，是大清帝国长达48年的实际最高权力者，

当她还只是26岁的贵妃、新丧寡妇、一个手无一兵一卒的深宫妇人，就已联合恭亲王奕訢，鼓动皇后慈安，斗败了八位根深叶茂、掌握着兵政大权的顾命大臣。

恭亲王奕訢是咸丰帝的异母弟，是道光帝众皇子中最聪明出色、最富有才干的。在立储问题上，道光帝因此在两位皇子间有过长久的犹豫。身为皇四子的咸丰帝自知智识、才具都“万不敌”这位六弟，在老师杜受田授意下，避开在条陈时政、骑马习武时比高下，乃竭力以仁孝之心取悦于父皇。

据《清史稿》载：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校猎南苑，六皇子奕訢获禽最多，四皇子奕詝未发一矢。道光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末年，道光帝缠绵病榻，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在弥留之际，道光帝召来重臣公示立嗣诏书，内有御笔两谕：一“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即命奕訢辅佐兄长处理国政。

也因这层缘故，咸丰登基后对恭亲王猜忌极深，在政治上冷落并打压他。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城，咸丰携后妃们北逃，把烂摊子丢给奕訢收拾——命其留京和外强周旋、和谈。病逝热河时，他在遗诏中把恭亲王排除在“顾命八大臣”外。这也加深了恭亲王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

26岁的叶赫那拉氏敏锐把握了这一点，为自己找到了强有力的政治同盟。 

叔嫂两人联手发动政变后，在相当长时间里，她和恭亲王维持着稳固的政治同盟关系，即“两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权力格局。根基渐稳后，她对总揽内廷外交的恭亲王有了猜忌和防范之心，几次三番打压奕訢，夺“议政王”衔，罢黜，令其在晚清政坛上大起大落。

不仅是以精明强干著称的恭亲王，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袁世凯在内的一干晚清重臣都畏惧于这位深宫妇人的驭人之术。她的惯用手段之一，是用朝中一派牵制另一派，当感觉一派势力过大时，她会借助另一派来打压。当她重用洋务派时，则用清流党来制衡洋务派；在要臣大吏中，她深知翁同龢、刘坤一与李鸿章不和，又借助翁、刘来削弱李的羽翼。

如此，慈禧太后确保了大清的最高权力始终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却也让“同光中兴”之路充满变数与坎坷。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失势，出访欧洲。他在德国会见了已退休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两人有过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将之译为白话文大意如下：

李鸿章：我想为国尽力，但是朝中每天都给我制造困难，该怎么办？

俾斯麦：只要取得皇帝的支持，就有专权，事情就好办了。

李鸿章：如果皇帝一直受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

俾斯麦（思索良久）：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李默然不语。

曾参与“百日维新”的王照曾评价慈禧“但知权利，决无政见”，意指她并非人们心目中的“顽固守旧派”，而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她真正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力与利益。

对任何可能危及她地位与安全的人事，她一定斩草除根、痛下毒手，绝无半点“妇人之仁”。对肃顺、端华、载垣如此，对恭亲王奕訢如此，对光绪也是如此。

据德龄回忆：慈禧床上有一个形状奇怪的枕头，在枕头中间有一个七厘米见方的坑。睡觉侧躺时，耳朵正好放在枕头的洞上，可以听见寝宫里任何细小的声音。

在腥风血雨、权谋智巧中，这个女人一步一步走上帝国权力的巅峰。

慈禧乘坐肩舆照，前为太监李莲英（右） 与崔玉贵（左）

在慈禧太后执掌大权的48年间，是中国历史最为凶险、复杂的时代，即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她一生中，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侵。

但在她统治期间，中国迎来了皇权专制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中兴”——“同光中兴”，历史教科书上称之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从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一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30年间，国内基本安定，“洋务运动”轰轰烈烈，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

满人入关后，效法汉人的体制，建立起一个完备的科举和官僚选拔体系。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又喷涌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一大批具备实干精神、通时务、有见识的读书人；在中央，则是有“贤王”美誉的恭亲王执掌中枢。他们有力地支撑起整个帝国的行政管理，并施行洋务运动等富国强兵政策。

在帝国顶端，老谋深算的叶赫那拉氏把控、维持着这艘庞大的旧船，行驶在风雨莫测的大海上。

慈禧太后与宫眷合影，左起瑾妃、德龄、慈禧、容龄、裕庚夫人、光绪皇后

失败的母亲

作为母亲，慈禧太后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无论对亲儿子同治还是养子光绪。近代史学者杨国强曾评价慈禧，说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母爱”的女人。

亲儿子同治帝在情感上一直更亲近东太后慈安。步入青春期后，他有越来越强的冲动想摆脱母亲的控制。17岁时，在立后问题上，是同治帝和慈禧最激烈和公开的一次对抗。他没有选慈禧所中意的名门富察氏之女，而是立了与慈安太后有姑表外甥关系的阿鲁特氏为后。阿鲁特氏是郑亲王端华的亲外孙女，而端华是慈禧在“辛酉政变”中的政治敌手，后被赐死。

据时人记载和旗人世家后裔的口述，慈禧太后和阿鲁特氏一直婆媳不和，并强横插手儿子和儿媳的夫妻关系。同治帝不堪其扰，干脆独居乾清宫，后在近侍、太监的引诱下，跑出宫去冶游，留恋于京城最下等的娼馆，由此染上恶疾。按《清史稿》的说法，同治帝崩于天花，实则更大可能性是死于梅毒。

在《翁同龢日记》里有同治弥留时的情状：“御医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比昨日微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 “而太后涕泪，哭不能词，群臣伏地，不敢仰视。”

同治帝死后，载湉成了爱新觉罗氏里和慈禧在血缘上最亲近的一个。 

翰林院编修朱寿朋所著《光绪朝东华录》里，记录下慈禧亲口对他人讲自己对幼年光绪“调护教诲、耗尽心力”的恩德：

“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

身为大清实际最高权力者和爱新觉罗氏的媳妇，慈禧一边用心栽培着这位大清天子，一边又在光绪身上贯彻她的控制和影响。她命光绪叫她“阿玛”，即满语里的爸爸——在她心里，此生最大的恨意是不能像一个须眉男儿那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做一番大事。

入关后，满清帝王效法儒家治术，以孝道治天下。慈禧更是为光绪立下了各种严格的规矩，如“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当慈禧乘舆出行时，光绪必“随扈”，即便“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五岁的光绪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慈禧为他安排了教授过同治帝的两位师傅——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二人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载湉读书，夏同善主要教载湉写仿格（写字）。另有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

和喜爱冶游的堂兄不同，载湉从小就很用功读书。连一向对他严苛的慈禧也夸赞说：“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在翁同龢的教育下，光绪小小年纪已很有“天召”意识，他是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的。

近代史学者马勇总结说：“在清朝所有皇帝里，光绪所受的教育是最好的。”

但对一个孩子成长最重要的爱和温暖，载湉是极度匮乏的。

自光绪被抱入宫后，醇亲王福晋一直牵挂儿子，为他担惊受怕，加之又有一个儿子夭折，最后她抑郁而亡。慈禧后来恩准醇亲王奕譞在毓庆宫照料天子读书。亲生父子中间隔着“君臣之礼”，谨小慎微的醇亲王从不敢逾越“界限”一步。

在长年的授课读书中，光绪和老师翁同龢建立起父子般的感情。他喜欢捋老师的胡子，上课时若听到打雷，就会吓得往翁同龢怀里钻。有一年，翁同龢要回老家常熟虞山扫墓，小皇帝说什么都不肯让他走，不得已才给了一个月的假，还和他约说：“下个月今天，朕与师傅相见于此矣。”

在相当长时间里，翁同龢是影响光绪最深的人。这种亲密，自然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嫉妒。

“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

随着年龄增长，这位少年天子的阅读不再局限于古代圣贤们的教诲。他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急速膨胀。

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88年奉差来华传教，在京城待了二十多年，亲历百日维新、庚子事变。他的妻子是美国长老会的女传道兼医师，后来成为京城王府诸多福晋、格格们的私人医生，并被举荐到宫里为后妃们看病，因此和皇宫有不少来往。返美后，他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见闻和观察的回忆录。

光绪幼年时，太监们就为他买遍了京城能买到的各种西洋玩具，八音盒，会打鸣的公鸡、母鸡。像其他小孩子一样，他会把玩具拆开，发现里头藏着的发条。后来，他开始注意一切外国机械方面的东西，对一切发明都感兴趣，电话、留声机、火轮车、火轮船……

20岁时，光绪开始学习英语。官员们为他找来京师同文馆里的译官张德彝和沈铎。按规矩，给皇帝上课的人必须跪着，但光绪特许他们可以坐着。

其中一位教师的孙子和何德兰相熟。他告诉何德兰：皇帝非常急着学英语，都没有耐心等官员们去美国或英国买教科书，他们只得到学校、教会为他搜寻适合初学者的课本。后来，一位教会学校的老师把一本留给自己女儿用的、有着精美插图的初级儿童课本送给了他。

有一天，何德兰家里来了一位宫里的太监，说皇上听说有外国机构团体翻译了一些欧洲的书籍，命他们为他找来。何德兰正好是其中几家机构的负责人，就把自己在学校教的天文、地质、动物、生理等各种科学类书籍搜罗一堆，让太监带走。之后连续六周，这位太监天天上门要书，要不到书就不走。最后，何德兰只好把太太的中文医学书也贡献出来，让对方带回去交差。

“我知道别的太监也在拜访其他藏书多的人。当时，所有译自欧洲的中文书籍都被光绪买了去。”

一天，这位常来要书的太监看到了何德兰太太停放在走廊上的自行车，问他是什么。何德兰做了解释，然后在院子里骑了两圈作示范，太监看得目瞪口呆。

太监第二天再来时，说皇上想要这辆脚踏车。他们同意了。不久，他从太监那里听说：光绪试着骑自行车，结果辫子缠进了后轮，然后狼狈地摔了一下，“于是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放弃了。”

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时，一个在华女性基督徒团体委托英美公使，把一本烫金、银线装订的中译本《新约》作为寿礼送给太后。公使们把包装在精美柚木盒里的《新约》送到总理衙门。

第二天，光绪就派人到美国在华圣经学校去要了几本普通百姓可以买到的《新约》和《旧约》。一位在光绪帝身边服侍的太监告诉何德兰，皇上在读《路加福音》，每天叫人用大字抄一段，然后坐在书桌前读。

身为西方传教士，何德兰倒不认为这是皇帝接受“福音”的见证，但他觉得这反映光绪对外部世界的心态：“中国人的脸永远是朝着后面看的，他们最高的愿望是能达到古时黄金时代的那种海晏清平。”他评价：但“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他的主要目标，是拥有和掌握那些让洋人在他的子民面前耀武扬威的技术的每一个方面”。

何德兰断定：皇帝是一个头脑非常聪明、勤奋好学的少年。

但他也听说了光绪性格里冲动暴躁、难以自控的一面：有一次，小皇帝命令一队太监到他那里去，那名小太监去了。当小太监跪下磕头时，光绪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嘴上，不仅把他的嘴唇踢烂了，还造成了别的伤害。

天子家事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虚龄19岁的光绪大婚。慈禧把弟弟桂祥的次女、也即光绪的亲表姐叶赫那拉·静芬钦定为皇后。

1996年，周星驰拍摄喜剧片《大内密探零零发》，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恶搞了帝王享有的“后宫佳丽三千”之福。在今天北京故宫清宫生活照片展区里，几乎每来一拨游客，都会响起一片“啊”“呀”声——人们惊诧于后妃们的平庸长相，即使把审美的时代变迁、姿态僵硬等诸多因素考虑进去，部分“佳丽”仍然不得不说是五官粗陋。

何德兰夫人这样描述她看到的皇后：“一点都不漂亮，虽然她的面孔忧郁、温和。她身材佝偻，非常瘦弱，脸长长的，面色蜡黄，牙齿蛀得非常厉害。她性格很温和，没有一点主见，客人向她打招呼的话，她会还礼，但从来不敢说一句话。”  

光绪帝对这位皇后一点都不喜欢，大婚后就再也没有和她同住过。这一对名义上的夫妻彼此生疏、冷漠。

宫中档案里留下了一份光绪严厉指责皇后的御旨，说“宫内则例规矩，皇后一概不懂，近来时常失仪。如有施恩之处，俱不谢恩，及宫内外府大小事件，并不启奏，无故告假，不成事体。实属胆大”，“如不改过，自有家法办理。”

而何德兰听说了皇上对皇后态度恶劣，每次皇后走近他时，他经常对着她把自己的鞋子踢出去。“这种做法倒是十分符合光绪那暴脾气的。”

事实上，慈禧自己对这位亲侄女态度也很冷淡。从她为自己挑选的身边女官，可以看得出她喜欢长得好、聪明、性情活泼的，但又不能在她面前表现得过于聪明。这样拍起照来体面、平日里也能逗她开心的女官，包括洋派的裕德龄姐妹和几位受慈禧宠爱的亲王家福晋、格格。

和皇后一同入宫的，还有满族官员长叙的两个女儿，分别被封为珍妃、瑾妃。姐姐瑾妃姿色平庸，长着一张面团似的圆脸，太监们背地里给她取了个外号叫“月饼”。妹妹珍妃漂亮、聪慧，活泼好动，讨人喜欢，擅书法，据说能双手写字，棋也下得很好，很快成为光绪的心头爱，“日侍皇帝左右，与帝共食饮共乐。”

德龄记录下宫人私下津津乐道的光绪和珍妃日常恩爱的细节。譬如有太监看见光绪用自己的筷子给珍妃喂食。这些八卦被有意无意地传到老佛爷耳朵里，她听了也觉得有趣，会大笑着讲给别人听，然后评论道，“即使是贵为皇帝，有时也会忘记自己的尊严啊。”

珍妃

光绪亲政后，慈禧大部分时间住在西郊的颐和园，她干脆把常年被皇帝冷落的皇后和瑾妃都带在身边“尽孝”，留下珍妃在宫里陪着光绪。对太后来说，后宫首要的责任是为皇帝生育子嗣，在子嗣问题上，“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生小猫的，就是好猫。”

在许多小说、影视剧里，珍妃都被刻画成一位深明大义的刚烈女子，因支持光绪变法而触怒西太后。事实上，有充足史料证明——让慈禧对珍妃心生恶感的，是珍妃参与“卖官鬻爵”之事的败露。

在宫中服侍两年多的德龄自己就说：进宫当女官听起来风光体面，开销却很大，需要时常打点太监宫女们。如果碰上太后有赏赐，还要额外给太监们赏钱，有时甚至可以搞垮一个家族。慈禧太后的兄弟就被这种“恩赏”搞得苦不堪言。隆裕皇后在宫中一直过得很拮据，直至晚年被宣统帝尊为皇太后，开始爆发性挥霍，召戏班，修长春宫，派人买遍各种来自广州、苏州的洋杂货，仿佛是要补偿前半生所有的不幸。

珍妃年轻爱打扮，对下人出手又阔绰，每个月300两银子的例钱很快就不够用度了。在堂兄、礼部右侍郎志锐的授意下，她开始参与卖官的勾当。

晚清监察御史胡思敬在其《国闻备乘》中记载了珍妃卖官鬻爵的大案。历代后宫信史，很少见到如此分工“到位”的卖官贪腐流水线：由志锐主谋选择目标、拉拢“客户”，串通奏事处太监打听官缺，再同内外官员沟通传达、开价收钱，最后由珍妃向光绪吹枕头风。

当时有个名叫鲁伯阳的财主捐过江苏省的候补道，从没有做过官。他通过志锐向珍妃行贿“四万金”，想谋得上海道台的空缺。在一番运作下，光绪“超拔”了这位几近文盲的财主。

在晚清，辖管上海的道台是一个极为重要、敏感的位子。在这座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国际纠纷和外强干涉，非老练通达又懂洋务的人不能胜任。所以，当两江总督刘坤一查明此人的来路和底细，很快参奏到军机处，在御史的跟进下，鲁伯阳立刻被开了缺。

与鲁伯阳案几乎同时案发的，还有四川盐茶道一缺放木材商人玉铭案。因为玉铭的资格与四川盐茶道不相称，被参奏后，也被开了缺。

数案并发后，慈禧震怒，命李莲英抄检珍妃寝宫，从中搜出一本账本，上头详细记录下买卖的官职和收受的银两。慈禧把珍妃叫到慈宁宫审讯，叱责道：你怎么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你的！

珍妃虽然闯了大祸，性子却很倔强，回嘴说：败坏祖宗家法的自有前头人，妾怎么敢呢，“此太后之教！”清朝有一项捐纳制度，即朝廷出面卖官，明码标价，到了晚清国库空虚，更是司空见惯。慈禧自己也“卖各色肥缺以为常事”。

慈禧命人将珍妃“褫衣廷杖”，降为贵人，把她的兄弟志锐充军发配到乌里雅苏台边塞，同时受牵连的，还有瑾妃。到第二年，这对姐妹才由嫔复升为妃。

这个大清“第一家庭”内部矛盾重重：掌控欲极强的养母，表面敬、实则惧的养子，毫无恩情可言的夫妻，彼此互生恶感的婆媳。在实行多妻制的宗法社会里，这也许并不少见。但当政治局面发生动荡，这个位于权力顶端的第一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猜忌和怨念，立刻会加剧局面的恶化。

翻看清末那些秉持儒家正统的史官们留下的史作，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识”——自甲午之祸至庚子之灾，都根源于天子家事，所谓“母子失和，夫妻反目”。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里就说：“自光绪元年至十八年为兄弟不和时代，自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为母子夫妇不和时代。终帝之身，两事相为首尾凡三十四年。自古国家之败多起于伦理，家齐而后国治，不诚信哉？”

1886年5月，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中）、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右）、帮办海军事务大臣善庆巡阅北洋海军时，在天津合影

“最是无情帝王家”

听到儿子入继大统的消息，醇亲王奕譞当场昏厥了过去。

久在皇家，醇亲王见证也亲历了“伴君（后）如伴虎”的血腥残酷。作为幼帝生父，他的地位变得微妙而敏感。

据《清史稿》记载，光绪被立后，奕譞立刻上奏两太后，说自己“侍奉同治皇帝已经有十三年了，如今龙御归天。我仰瞻他的遗容，真是五内崩裂啊。忽然承蒙皇太后的懿旨下降，选择载湉为嗣皇帝，时间仓猝让我非常迷惘，不知所措。犯了年轻时旧有的肝疾，不断地积累变成了大病。惟有哀恳辞退官职，请允许我告老，为天地容一个只留爵位的人，为道光皇帝留一个无才昏庸的儿子”。

两宫太后随即召王公大臣集议，因为奕譞上奏诚恳请求，于是罢免他的一切职任，命他世袭王爵，但是依旧令他照料菩陀峪陵工。奕譞上疏请辞，没有得到同意。

因为奕譞的谨慎小心，让慈禧几乎感受不到威胁。光绪二年，光绪在毓庆宫入学，慈禧准许他服侍光绪读书。

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1884年4月8日），正值中法战争，慈禧太后突然发布懿旨，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停了奕訢双俸，命他“家居养疾”，史称“甲申易枢”。这是她一生发动的第二次宫殿政变。

慈禧随后命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要求他们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奕譞重新回到政坛，开始以“商办”之名接掌中枢机构。

时人把这次中枢机构的“大换血”比喻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以此讽刺这几位新进王公的庸懦，只知一味迎合讨好慈禧，在识见、威望、能力和人品上，远不及为“同光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的恭亲王奕訢和其班底。

重新出山后，醇亲王越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醇亲王奉太后之命，会同李鸿章到天津、旅顺、烟台等海口巡阅海军。为了这次盛典，慈禧特意赐给了奕譞一乘杏黄色的轿子。但奕譞非但不敢乘坐，还坚请慈禧身边的红人李莲英一同前往阅兵。出京后，每次接见地方文武大员，必命李莲英随见。奕譞之所以这样做，用意十分明显，就是避免“擅权”的嫌疑，不给慈禧整治自己制造任何把柄。

而李莲英也忌惮于前有安德海之祸，每日身着布衣布靴，手里拿着醇亲王的长杆烟筒和荷包，站在一旁侍候王爷。从堂上退下来，他就回自己住的小房间，不接见任何人。当时，直隶、山东两省许多官员想抓住这个机会讨好、贿赂老佛爷身前的大红人，结果都落空了。

王照评价说“一主一奴皆据恭谨为磐石之固”，他赞叹老醇亲王有智慧，“王之知几，其神矣乎。”

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办洋务，手中掌管着巨大的资产。为方便推行洋务事业，他常把自己经手的洋务企业股份赠送给朝中要人。当朝诸公一般都予以笑纳，但奕譞却坚决拒绝，是王公大臣中唯一拒收李鸿章贿赂的人。

在政治才能上，醇亲王表现平平，对慈禧唯马首是瞻，可用“庸懦”二字概括。在他总理海军衙门期间，慈禧任意提取北洋海军的军费用于颐和园的修建，“王不敢违”。

光绪近成年后，慈禧将不得不结束“垂帘听政”。醇亲王又联合王公大臣多次上书，再三跪求太后继续“训政”，并一手制定训政体制，还请求太后等“归政”后继续指导皇帝，“一切事体，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

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醇亲王突发疾病，不久逝世，谥号为“贤”，配享太庙。

老醇亲王死后数年，发生了一桩离奇的墓园砍树事件。王照的杂咏、胡思敬的《国闻备乘》、翁同龢的日记都记录下这桩奇案，只在时间、具体细节上有出入。

当时有个兵部侍郎名叫英年，擅堪舆术。一日，他随慈禧太后游醇亲王的陵园。慈禧令他相视园地风水。他看到老醇王墓旁有一棵白果树，亭亭如盖，大为吃惊，说醇园蕴涵着一股帝王之气，而且这股气非常旺盛，将来醇亲王家恐怕还要再出帝王。

慈禧问他：“诚如卿说，当用何法破之？”英年指着白果树说，把它砍了，或许可以泄掉这股王气（“王”字上添一“白”字，即为“皇”）。

慈禧回宫后，立刻命人去把这棵树砍了。谁知该树树干坚硬密实异常，工人们砍得很吃力，还有红色如血一样的汁液从伤口流出。待到第二天，监工发现树干上砍伤的地方已愈合，非常害怕，就上报此事，希望上头停了这工。慈禧得知后大怒，亲自监督，派几十个工人用了一天时间终于把树给彻底砍倒。结果，工人们发现树上藏着一窝蛇，有一条大蛇，还有许多小蛇蠕动着。他们用柴火焚烧，烧焦的皮肉臭气在几里之外都能闻到。

在王照的考证里，光绪帝得知此事，令人驾着马车来到醇王府陵园，号啕大哭。

关于砍树事件最可靠的记载，见翁同龢于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七（1897年）的日记，仅寥寥数笔：“（醇亲王）园寝有银杏一株，金元时物，似前月廿三事，懿旨锯去。”

光绪帝驾崩后，溥仪即位，即末代皇帝宣统。溥仪是老醇亲王奕譞之长孙，光绪异母弟载沣之长子。如英年所预言，满清王朝第十一、十二位皇帝皆出自醇亲王府。

在溥仪《我的前半生》所追忆的自己三岁登基前的场景，透露出醇亲王府对这种命运之祸福不定的恐惧。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当晚，新任摄政王载沣宣读从宫里带回的立溥仪为帝的懿旨。没等他读完，溥仪祖母、醇王府老福晋“扑通”一声昏厥了过去。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醇亲王府顿时乱成一团。

载沣怀抱溥杰，手牵溥仪

“训政”，“亲政”：从紫禁城到颐和园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光绪大婚后第七日，慈禧太后宣布“归政”于皇帝。这一年，光绪虚龄十九。

早在两年半前，慈禧就召见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讨论光绪的亲政问题。慈禧称，“前因皇帝冲龄践阼”，自己不得已垂帘听政，如今“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并颁布懿旨：次年正月选择吉期，为皇上举行亲政典礼。

懿旨颁布后第四天，醇亲王奕譞联合礼亲王、诸王公大臣合词上疏慈禧，请求太后“再行训政数年”，扶少皇帝再马上送一程。还提出：“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经王公大臣三次陈情，慈禧终于“俯允”训政之请。

在慈禧授意下，王公大臣们为其制定了《训政细则》。《细则》规定：涉及皇帝主持的礼仪庆典，均由光绪帝亲自主持；一些重要行政举措，则仍由慈禧太后在场监督；而最为核心的人事任用权及奏折批阅权，仍全部由慈禧掌控。

这是一种结合了皇帝“亲政”和皇太后“听政”的特殊体制，让光绪帝处于文书和政务的“训练”中，而决策权则把控在慈禧太后手中。

“训政”实施两年半后，慈禧宣布正式“归政”于光绪帝。

当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个叫屠仁守的御史上了一份奏折，请太后继续“训政”。结果慈禧大怒，即刻罢免他的官职且“永不录用”。平日里熟悉屠的为人的同僚们则讽刺他是马屁没拍到位。

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对军机处文件、内务府档案进行研究，他认为：光绪帝的“亲政”，是一种结合“事后报告”和“事前请示”的制度。

从宫中起居录看，光绪帝是很勤奋的少年君王，每天早上6点开始处理政事。

亲政后，他每日单独出席早朝，有朱批和口谕的权力。但在事后，他必须要向慈禧太后报告。军机处每日则向慈禧太后呈报前一天的“早事传旨事由单”，慈禧通过此类简报，大体上了解京内各衙门上报的政事和光绪的处理意见。

如果碰到重要的折奏以及相关决定，皇帝当日须将折奏原件呈到慈禧那里并报告处理意见，且要上报全部材料的原件。

另外，大清的中枢权力班子——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都是慈禧太后定的人选。其他稍微重要的职位、差事，光绪帝须先请示太后，然后作出决定。对于较为程序化的各部尚书、侍郎缺出，以及各省藩臬缺出，按资、级应升、应署，先由军机大臣根据惯例开单，然后由光绪帝决定简用。

“也就是整个朝廷须向光绪负责，而光绪则向慈禧太后负责。”茅海建总结说。 

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慈禧太后大部分时间住在颐和园，光绪则住宫中。两地相距15公里。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帝经常要去颐和园请安。

当朝天子往来奔波的时长和辛苦，远甚于今日京沪的上班族们。每次去颐和园，光绪帝乘轿子出神武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在倚虹堂少坐，然后坐轿由石路至颐和园东宫门。回程则相反，单程需要花费三小时。

除了请安，光绪还需要陪慈禧太后早膳、晚膳和看戏，是为“侍”。陪“皇阿玛”看戏也是一桩苦差事，慈禧太后是个骨灰级戏迷，每当她要看戏，颐和园里常常会持续演上几天。此外，光绪见慈禧需要下跪，慈禧太后每次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得跪接跪送，慈禧可以向光绪帝下旨。

此时，朝中出现了所谓“帝党”和“后党”。后人常以为：所谓“帝党”，是进步的，支持维新和变法；“后党”则是守旧、落后的，反对变法。

事实并非如此：譬如被视作“帝党”大佬的翁同龢，他实则不懂时务，常对新兴洋务运动施以掣肘，被认为是“君子误国，有甚于小人”的典型。譬如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被划为“后党”，但他一手开启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是朝中“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变法失败后，有人弹劾李鸿章，说他是“康党”。慈禧拿着折子逼问他，他坦然回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大清王朝1894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光中兴”的安定局面戛然而止。

这一年，朝鲜国内爆发东学党起义，政府军节节败退，于是向宗主国清朝乞援。一直渴望在亚洲扩张势力范围的日本借此机会，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威胁。

对是否迎战，清廷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以户部尚书、清流党首领翁同龢为核心的主战派，其中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翁是光绪的师傅，志锐为珍妃堂兄，文廷式为珍妃师傅，都是人们眼中的“帝党”。

另一派是慈禧太后和掌管北洋海军的李鸿章，他们试图与日本和解，避免战争。

在翁同龢的影响下，年方23岁的光绪帝坚决主战。当年六月十三日，他下令派“主战派”的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等清流党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争端，同时下军令状要求李鸿章立刻出兵朝鲜。

满朝声浪汹涌而起。掌管北洋水师的李鸿章自知“家底”——北洋海军表面看着堂皇，内里是虚的。自1888年起，因为军费经常被挪用和克扣，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

翁同龢频频施压，逼李鸿章出兵，除了“清流”的政见和高标的道德立场外，也有公报私仇之嫌。其兄早年遭曾国藩弹劾被流放，翁同龢因此和曾氏师徒结下数十年“梁子”。出任户部尚书期间，他处处刁难李鸿章，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北洋水师军费开支。1890年，他又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1891年起，北洋海军就再也没有购置过炮弹。

明治维新后，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军事发展。自1890年后，日本拿出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

甲午战争爆发后，翁同龢又请调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处处和李鸿章作对，以各种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记录：中日开战之后，翁同龢曾问李鸿章战事，李鸿章当场“怒目相视，半晌无语”，反问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答：“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为之语塞，回京以后，再也不敢言战。

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当年9月底，慈禧太后再次起用已坐冷板凳数年的恭亲王奕訢。1895年3月，又命李鸿章奔赴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进行停战谈判。

在日本的咄咄相逼下，中国被迫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

后因俄国联合法、德两国施压，日本被迫宣布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另付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经此甲午一战，日本一共向中国勒索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1895年5月8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恭亲王等人上呈给光绪帝，慈禧太后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最终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并在第二天“和约用宝”。

1895年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时的场景

甲午战败，对中国朝野震动之大，不亚于一场十级海啸：一是巨大的受辱感，一是震惊于昔日邻邦小国短短20年间国力崛起如斯。

5月10日，光绪发下朱谕，说明订《马关条约》之原委，并提出战后的改革。在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上奏的建议下，7月5日（闰五月十三日）他明发上谕，降旨要求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保举人才，以求“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俾资节取。”

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向光绪帝上呈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光绪帝读后“嘉赞不已”，做了朱批，并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1898年2月，为了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又命大臣呈上《日本国志》以及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维新志士杨锐的女婿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甲午战败后，“（光绪帝）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

多次出使西洋、熟悉外情的张荫桓逐渐成为光绪帝信赖的“大红人”。

张荫桓，广东南海人，和康有为是同乡。他在变法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被远远地低估和遮蔽了。在很多事件上，他是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因着他的举荐和联络，身为底层书生的康有为和光绪帝之间有了“通路”，并得以对光绪帝有所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被康自己给大大地夸张了。

据康有为《我史》：中日合约谈判的消息传出，1895年5月2日，他率梁启超等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聚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强烈抗议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迁都内地、练兵抗战、变法图强等要求，史称“公车上书”。

近年来，姜鸣、茅海建等近代史学者陆续对康氏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2005年，茅海建研究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和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得出结论：所谓的“公车上书”，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授意，文庭式等京官暗中策划的，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光绪案前，其内容主要是为了劝阻光绪帝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另一次，是由康、梁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根据当初参与者的笔记，因为回应者稀少，最终“议遂中寝”——康有为甚至并没有呈送上去。

学者姜鸣评价说：尽管康有为未曾“上书”，但他所写的这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合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

这几位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中下层读书人毫无任何实际政治经验，却是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他们应运而生，不久后将成为“搅动天下”的造时势者。

迷雾重重的“百日维新”

1897年11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迅速派兵占领胶州湾，逼迫中国签订99年的租借条约。俄法英三国随后趁火打劫，也向清廷提出了租借大连、广州湾、新界、威海的要求。其间，又发生了俄英两国争夺对华借款权的事件。

甲午战败以来“亡国”的危机感再一次升级，国内士情激荡。光绪帝三下诏书，向朝野“求贤”。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启。

9月19日（八月初四），常居颐和园的慈禧太后突然杀回紫禁城。9月21日（八月初六日），内阁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再次临朝“训政”。随后，清廷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遇害。

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

一百多年来，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都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大量著作为主要依据。

在康梁提供的故事版本里：因为光绪的“新政”激怒了慈禧太后，慈禧计划借和光绪一同到天津阅兵之际，借机废掉光绪帝；光绪于是托人给康有为“衣带诏”，向他们求救：然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出示光绪衣带诏，策动他发动军事政变，围园劫后；袁世凯立即向太后告密；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百日维新失败。

然而，已有越来越充足的史料证明：对于“百日维新”，核心人物康梁对过程、原委、当事人等进行了篡改、夸大与造假，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此外也和康本人张扬自大与刚愎自用的个性有关。

譬如，康氏称由他发起、鼓动天下的“公车上书”已被证实是造假的；譬如，据清史档案和张元济日记，光绪实则只接见康有为一次，时长不超过一刻钟，再加上方言障碍，根本不存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康氏慷慨陈述变法理念、皇上激赞不已”的君臣对话场景；譬如，康梁二人编造了谭嗣同妻子以死殉夫的悲壮故事，而谭夫人事实上一直活到1925年，并在家乡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皇帝（中）和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

越来越多的迷雾也由此升起：康氏声称光绪帝托人带给他的“衣带诏”真实存在么？如果存在，其内容果真如他逃往日本后所发布的么？在康梁的认定里，是袁世凯的告密使得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帝，事实和逻辑果真如此么？在政变过程中，康有为和其党人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百年过去了，维新10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仍旧不那么清楚。 

而如何鉴别、使用康梁留下的《我史》、《戊戌政变记》等资料，还原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百日维新”，成了令许多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头疼的史学难题。

近代史学者茅海建是海内外公认对康有为和变法研究最权威的学者之一。自1995年起，为了解开这个历史疑团，他扎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辗转于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研院”保存的清代档案，如苦行僧一般在浩渺的史料中做了扎实的查证工作。

根据保留下来的清宫公文档案，结合宫中起居出行的记录，及诸多当事人留下的文字，对地点、人物、时间、事件交叉求证、反证，一条更有说服力的故事逻辑线渐渐浮现出来：

光绪在“新政”中越来越激进的举动，尤其是另设独立的议政机构（康等人提议的“开懋勤殿”）的念头，遭到了慈禧的否决和训斥；而御史杨崇伊随后的上奏，尤其是提到光绪想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作政府顾问，触发了慈禧9月19日从颐和园回到西苑的行动，以便对光绪和“新政”近距离监控；此时，光绪仍有人身自由，以及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在20日至21日凌晨之间某个时刻，袁世凯向荣禄告发，说康党们策动他发动军事政变，围攻颐和园。

得知袁世凯的告密内容，可以想象慈禧太后的反应——震惊，失望，以及感到被光绪背叛后的深深愤怒。此时，于她而言，她和光绪、康党之间已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而她一定是那个胜利者——她立即囚禁了光绪，21日宣布开始训政，随后抓捕康有为和其党人。

从事后很多档案看，光绪本人对康梁策动袁世凯政变和刺杀慈禧的密谋并不知情。其间，他虽然对袁世凯进行了“名义上”的提拔，并照惯例接见了他，但其目的更多是出于试图开始培植支持自己的军队力量，而在天津小站练新兵的实力派军官袁世凯“看上去”是最值得、也最有可能争取的。

然而，不管光绪如何辩白，他都很难让慈禧相信：在康、谭策动袁世凯军事政变的密谋里，他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康、梁逃亡日本后，为了宣传需要和获得外国的支持，不断对外发布“衣带诏”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情节，更把光绪推到了百口莫辩的境地。

自光绪被囚前两个月起，康有为和其党人就开始有目的地接近袁世凯。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访袁世凯暂住的法华寺，游说袁起兵“勤王”，囚禁西太后以推动“新政”。当袁世凯后来得知慈禧已于19日晚杀回西苑，猜测慈禧太后很可能已得知此事，心中恐惧，遂向荣禄告发。

“围园劫后”是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时想做的，听上去很像《三国演义》等戏文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在他和梁启超的叙说里，都认定一个前提——“慈禧拟于天津阅兵，实行废立。”

今日，许多历史研究者认同一点——所谓“天津阅兵，实行废立”并不存在。一则以西太后对宫廷内外的绝对掌控，她根本无需跑到天津借助荣禄的兵力来实现这一点，事实也证明如此。二则天津阅操之事早在当年四月就已定下来，当时“百日维新”还刚刚启动。

学者姜鸣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想象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

康有为和其党人的冒进、轻率甚至是妄为之举，不但使变法夭折，也因此彻底断送了光绪的政治生命，把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皇帝送上了死囚之路。

一个羸弱天子的冲动、激越之举，几个以天下为己任、又完全缺乏任何政治经验与智慧的下层书生急于求成的“盲动”与“乱动”——这显然是一场大概率会以失败收场的变革。

当历史的真相一点一点浮出水面时，我们对事件中的主角们——光绪、慈禧、康有为和其党人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

明治维新后，国力大涨的日本野心勃勃，侵吞朝鲜后，急于扩张，想在亚洲打造一个由它领导的势力范围。

“新政”期间，康有为拜访了私人访华的日本前相伊藤博文。他对这位“明治维新”功臣提议的“中美英日合邦”之构想深信不疑，心向往之。随后，他和杨锐、宋伯鲁多次上奏，建议光绪帝接见并深度联络伊藤氏，与日交好，乃至“合邦”，甚至建议交出“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无论放到甲午战争后的历史处境，还是今日我们的“后见之明”，这些想法和行动都显得幼稚、荒唐和可笑。

可以想象，当慈禧从御史杨崇伊之口得知光绪将于9月19日接见伊藤氏并将聘请他为顾问后，惊觉事态严重，随即从颐和园杀回西苑。

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在路上

当百余条“除旧布新”的诏令滚滚而下，一班老政治家坐不住了。

听说皇帝提拔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新人任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心急如焚。他并不知这四人究竟是如何“参预新政”的，只是出于一个资深大吏的经验，觉得事有不妥。

9月22日（八月初七），他通过总理衙门上了一份电奏。此时，远在长沙的他并不知道京城已经发生了重大震荡。

在这份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电文里，陈宝箴先赞美圣上“锐意维新，旁求俊彦”，随后提出“唯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才能施行。他一边夸赞杨锐四人有过人才华，然而“于事变尚须阅历”，如今国家正处于“危疑等决，外患方殷”，需要“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来参决机要、宏济艰难。

于是他请命让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入值军机处。当时，张之洞刚刚处理完棘手的沙市事件。

其实，早在当年三月，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就向慈禧太后提议，调张之洞入京。当时，这位79岁高龄的老派官员已觉察到清廷中枢机构权力的不和谐——恭亲王病重，礼亲王世铎无能也无争；翁同龢权势正旺，又和大臣刚毅有隙；李鸿章经甲午之战已失势；新派人物张荫桓正受光绪帝恩宠，但为慈禧所厌恶……

三天后，慈禧批准了徐桐的请求。接到光绪催促进京的电旨后，张之洞起身。人刚离开武昌，沙市事件爆发，因为涉及日本领事住宅被烧，事态变得严重。

三月二十五日，张之洞乘“楚材舰”到达上海，接到光绪发来的电旨，命他立刻折返处理此案，等“地方一律安清”，再来京赴任。

张之洞出身清流，和京城大佬们有着历史渊源；之后常年在封疆大吏任上，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办过洋务企业、新式学堂，对新学有从理论到实践的体悟；曾资助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办学会和报纸。

以其资历、能力和声望，他是各派人士都能接受的人物，既能让偏保守的老派官吏感到放心，又能镇得住冲动冒进、急于求成的新派党人。

是年张氏61岁，恰是政治家最为成熟的年龄。

囚徒十年

西苑瀛台岛四面环水，只有一座过河石桥通往陆地。

石桥两端都有重兵把守。岛上主建筑涵元殿的楼梯以及瀛台所有建筑的门座全部“堵砌”。四周搭建起四座木板棚房，这里是看守皇帝人员的值班用房。

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二十三起，光绪帝被囚禁在这座小岛上。

九月初一起，通往瀛台的唯一通道上，总管内务府大臣每日带着医生来给光绪号脉、看病。  

八月初十日，内阁以光绪的名义发下谕旨：“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除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在上海的盛宣怀外，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陕西巡抚都“按兵不动”。

他们推脱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有说本省缺良医，有说自己本想举荐的已被其他官员举荐了，有说自己遍访省内、无奈发现某名医已年过八旬、老得已无法给皇上看病了……

这些封疆大吏们一反过去对皇差的热衷，都以巨大的戒心旁观着事态的走向。

同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是京城各国领事馆。自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后，他们都在猜测光绪的生命安全和慈禧太后废帝的可能性。

九月初四，一份有关光绪帝病情的通报书被发送到京城各衙门堂官处。据这份具有六位医生姓名的诊断书，皇上浑身上下都是病，眼耳口牙喉、腰腿膝、指、头、胸腹都不适，脉息和大小便也不正常。

如愿地，这份病情通报很快传到了东郊民巷。

外国人并不买账。在英国等公使干预下，总理衙门被迫同意由一名外国医生来给光绪看病并出具诊断书。根据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给出的诊断书：光绪患有肾病，故而“引起脏器运动紊乱”，他建议光绪改变饮食习惯，每日喝加乳糖的牛奶或人乳，再佐以服用洋地黄粉加按摩，“一旦排尿正常，气闷消失，病情就会明显好转。”

这一年冬天很快来临，瀛台四周的湖水开始结冰。十一月十九日，慈禧下令紧急派人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不准冻上”。

又一日，软禁中的光绪帝想玩一下乐器解闷。他自小跟着慈禧太后看戏，耳濡目染下，擅长好几种乐器。锣鼓声刚刚响起，立刻接到太后的懿旨：“皇上若要响器家伙等”，必须先请示慈禧太后，得到允许后才能动。

发动政变后，慈禧开始着手废帝的步骤。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她以光绪无子为由，下诏册立端郡王载漪的15岁儿子溥儁为“大阿哥”。按计划，预定庚子年元旦令光绪帝举行让位礼，改元“保庆”，是为“己亥建储”。

下诏“立储”第三天，上海实业家经元善联合蔡元培、黄炎培、章炳麟等1231名士子、绅商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公开电文，请求太后收回成命，让皇上即刻亲政，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经元善立刻被清廷通缉，他紧急逃往澳门避难，家财被抄。在舆论压力下，才免于被引渡。

让慈禧真正忌惮的，是来自外国领事馆的反对声。有外国公使直接宣称：与中国打交道，只认“光绪”二字，不认其他。

当时，荣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深知此事的棘手。和慈禧商量后，他以个人名义向几位资深大员发密电征求对此事的意见，想探一下他们的口风。

两江总督刘坤一回电荣禄，竭力劝阻此事，并言：“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

这是一封恭敬口气下带震慑力的电文。言下之意，光绪帝仍是大清唯一合法的皇帝，如果太后在“废帝”之事上一意孤行，恐会引起外国军事干涉以及局势动荡，个人的安全和地位会因此而不保。“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这份电文原本是张之洞答应和刘坤一联名上疏的。但张在中途又反悔了，派人把电文追回并删掉自己的名字。也因此事，刘坤一对这位老同僚颇有了几分不屑，对人说：“香涛（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

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后，慈禧安排他入宫居住，在弘德殿读书。宫里上下都把他当作未来天子巴结，而把光绪帝视作废弃之物。溥儁不喜读书，最爱养狗。他生性骄溢放肆，经常当面嘲笑光绪，说他是疯子和傻子。光绪每每装聋作哑。

当时，端郡王载漪急着要把儿子扶上皇位，而慈禧也恼怒于外国干涉她废帝的举动。此时，山东、直隶民间出现了反洋教的拳民组织。载漪开始鼓动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

载漪和其亲信频频入奏慈禧，极力称赞义和团御枪炮之法术甚灵，刀枪不入，炮火不伤。慈禧一开始将信将疑，“因召入面试，于是太后亦信矣。”

在载漪鼓动下，慈禧太后决定利用义和团来对抗洋人。载漪和他的亲信很快把控了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在他和刚毅的主持下，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天津。他们沿途拆电线、毁铁路、烧教堂，进京后对东交民巷的驻京外国领事馆发起了进攻。5月下旬，英、法、德等八国联合出兵，北上镇压义和团。

在这些御前会议上，已成摆设的光绪发出微弱的质疑和反对声。当载漪、载濂、刚毅等大臣声称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他嘲之以荒唐。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

名义上，他还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但他的意见已经没有分量了。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局势变得危急。端王载漪指使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了一份列强们给清政府的外交照令，除声称要全面接管清政府的财政、军队，还有两条：“指明一地由光绪居住”；“归政给皇帝”。

一直对开战犹豫不决的慈禧果然勃然大怒，立刻召集御前会议，正式向八国“宣战”，并下令将徐用仪等主“剿”的高官斩首。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离京前，光绪试图劝说慈禧没有出逃的必要，外国人只是来讨伐拳匪的，“对我国家非有恶意”，并主动向太后请缨，让他去东交民巷，“和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太后不理会。他自己穿好朝服，准备去使馆。小太监们立刻汇报给太后，太后赶到，命太监们剥去他的朝衣，并严禁他出户。

出逃前，慈禧想到关押中的珍妃，觉得带上她不便，因命太监将乐寿堂前的井盖打开，命珍妃自尽。按《清史稿》记载，珍妃是“贞烈殉节”的。而许多人相信，珍妃是被太监崔玉贵强行塞入井中溺亡的，死时年仅25岁。

直到1901年慈禧返京时，才命人把她的尸骨从井里打捞出来，装殓入棺，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太监公墓南面的宫女墓地。

光绪至此才得知珍妃的结局。他把爱人生前用过的帐子悬挂在密室，“不时徘徊帐前饮泣而已”。

对于这位“废帝”，连宫中小太监们也非常怠慢。日常用度上，凡靴子、内衣、小褂这些外头看不到的地方，破旧了不给及时更换。光绪也不求人，把这些都压抑在心里。

倒是大总管李莲英对光绪还时有关照。据王照所录，《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携光绪和文武百官返京，走到保定时住下。太后睡觉的地方，被褥铺陈华美、供应周备，李莲英的住处也安排得很好。

李莲英侍候慈禧睡下后，前来探望光绪帝。见他在灯前枯坐，小太监无一人在殿内值班，一问才知皇帝竟然铺的盖的都没有，时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睡觉。李莲英当即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奴才们罪该万死！”并把自己的被褥抱来恳请光绪将就用一晚。

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若无李安达（满语，意为奶妈），我活不到今天。”

回京后，慈禧竭力表现出对外亲善的姿态。光绪帝稍稍比过去多了点自由，但仍在严密监控中。德龄、常入宫为后妃看病的何德兰夫人都注意到：慈禧把光绪带出来时，看得很紧，不让他离开自己视线超过半个时辰。

慈禧开始在宫里接见并款待各国公使夫人，但她特别警惕外国人和皇帝的接触，不让他们有交谈机会。

德龄从小在国外接受教育，会说几国语言。慈禧特别交代她：若皇帝和外国人交谈，须由她来任翻译，实际上是叫她监视皇帝和外国人任何有可能的接触。德龄应承了下来，然后回禀慈禧：自己从来就没有看见皇帝和外国人说过话。

成为彻底的傀儡后，光绪每日退朝，唯以读书解闷，其中大部分是西学书。

1908年，有个叫周景涛的医生入宫为光绪诊脉，见皇上书房的御案上摆着《四库全书提要》、《贞观政要》、《太平御览》、《大学衍义》，另有《理财学》四册，似新购尚未开封。环视四周，“宫中陈设极为简陋，视两江总督端方的书室，相去渊霄。”

到后期，光绪越发寡言，表情经常呆呆的。和慈禧一同上朝听政时，他基本不说话，太后问他时，他回答一两句就没有下文。宫里有很多人说他人已疯傻了，但那些同情和忠于他的人都认为他没有。

一天，东华门外万珍斋的钟表匠张雪岩到宫中来领取要修的钟表。其中有一只破损了的八音盒。光绪用笔在八音盒里的大滚轮周围做了一些标记，命他去掉原有的旧钉，在标记处重新定插新钉。张氏听得莫名其妙，回去依照此法插钉，然后摇动轮子一听，八音盒里竟响起一首中国曲子来。

在当时，北方的钟表匠虽然能修外国产的八音盒，但还没有人能制作和改动的。

王照感慨说：皇上完全是自己从书中自学并摸索出来的，并且让专业的匠人自叹不如。他继而不忿道：那些说皇上傻了的旗人才是真傻，皇上不过是把自己的智慧聪明都投入到书中去了。

嫌疑人x的现身

据宫中起居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十七日当天，光绪按例上完早朝，下午批送过来的折奏，然后用了太监送来的膳食。

饭后不久，光绪忽然感到身体强烈不适，随后传下两道上谕紧急延医。当晚，慈禧太后命人将光绪皇帝的棺椁抬到乾清宫，准备后事。四日后，光绪帝驾崩于瀛台。

钟里满认为：光绪帝最可能被下毒的时间，就是十七日这顿来自太后的赐膳。之前，光绪的身体状况一直表现正常，每日上朝。

“还有，光绪虽然已经服下慈禧的赐食，但在一小时后发作之前，表现与正常人无异时，慈禧竟然命人将光绪皇帝的棺椁抬到乾清宫，准备后事。仅此一事，就无可争辩地说明，慈禧太后是谋害光绪皇帝的幕后指使之人。”

光绪皇帝的灵柩

调查光绪帝死因的课题项目于2008年结案后，钟里满就一直在钻在各种晚清档案里，试图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破案的线索。此外，仍有学者对“毒杀”持不同看法或保留意见。

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是该课题项目的支持者，他认为：下毒者是谁不重要，“慈禧是主谋，这一点恐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慈禧再三表示自己不能死在光绪前头。”而以袁世凯当时的势力，还没有能力插手宫中。

几年前，有国内学者在日本的历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份清朝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于1904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的谈话记录。

谈话中，内田问伍廷芳：如果慈禧先死了，那么光绪会怎么样呢？伍廷芳说这件事很糟糕，光绪很可能会死在前面，因为北京的宫廷里面都这样传说。然后，他提出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兵救光绪出来。

据德龄的回忆：光绪很清楚自己不太可能活到老佛爷死后。

据《方家园杂咏纪事》，当年夏秋之交，慈禧太后开始犯病，持续了几个月。自己病情越来越重后，她又开始命各路医生每日来给光绪号脉，并“宣示中外，开方进药”。光绪帝此时已有戒心，“从未进一口，已视为习惯之具文。”

光绪的异母弟载涛曾向宫里打探过兄长临死前的情形。和他相熟的太监告诉他，慈禧临终时，曾多次问身边太监：皇帝现在如何？进药了吗？当太监们告诉她：皇帝已经奄奄一息，不能进药了，她似乎安心多了。

在光绪病危的数日里，隆裕皇后一直守候在光绪的寝宫里。皇帝暴崩后，她仍守床畔，一刻不离。直到皇帝的遗体被移到乾清宫大敛后才离开，然后再去慈禧太后宫中。此时，太后已经不能说话。

这是这一对名义上的夫妻在一起最长的日子。

光绪帝驾崩前一日傍晚，宫里传出慈禧太后的懿旨：由溥仪继承皇位。

宣统三年，武昌革命起，长达276年的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身为皇太后的隆裕将《清帝逊位诏书》 的盖用御宝陈于黄案。上海《申报》报道当时情景：“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

原标题：光绪之死 | 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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