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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课丨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06-10 18:53:34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被认为成书于周初的战国简《厚父》,开篇即言禹平定山川,“建夏邦”。人们据此推断,“夏”与“禹”在那时便建立了联系。

想象一幅裂开的画卷,把每个分离部分的边缘重新涂抹为新的画面,然后把它们叠放在一起,你见到新的图画,也能看到曾经的痕迹,若如此往复,也许你见到的画面,就如同历史文本中夏禹的叙事呈现在你面前的样子。

自西周至两汉的文献里,大禹的形象从创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兽的天选之人,渐次演变,又相互杂糅。他承载着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他以及他所开创的“夏”的信仰与阐释。

大禹治水图 (图片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大禹“创世”

万物之初,洪水滔天,苍穹下没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抛到水里能不断膨胀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终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赐予禹治国安邦的九种大法,由禹做王,监察百姓的德行。

在西周中期发现的青铜盨上,用金文铭刻着类似的文言叙述。虽然至今出土的文献,无法使人们的目光再穿透更早的历史,但能够肯定的是,距今约3000年至2500年前,相似神话的各种零散版本里,大禹是一位创世的神祇。

依照现有史料,难以断定在创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记述,不过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大禹治水”却属于“动物潜水取土造地”的创世神话类型中的一个变体。这种故事类型产生的原因众说不一,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刘宗迪教授认为,因科学家证明史前曾多次发生洪水,先民的洪水记忆是创世神话的基础,黄河流域产生的禹的神话也不例外。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吕微在《神话何为》一书中介绍,若将人物与地点等专名抽离,在世界范围内,所有这个类型中的故事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故事原型:

当初世界只有一片原水,没有陆地,造物者和他的伙伴在水面上无处落脚。造物者让动物进入水中取土造地。动物相继入水,却先后失败,最后一个才衔着一小块土上来。这是块会生长不息的泥土,造物者把它放在水面上,最终长成了大地。而潜水捞泥者只把部分泥土交给造物者,自己私藏了一块,因为泥土会长大,藏不住,被造物者发现。私藏的泥土撒在已经造成的平坦大地上,形成了山谷或沼泽等不平之地。造物者将偷窃的潜水捞泥者罚入地底的深渊。因大地很大,造物者的眼睛已望不到边,就派人绕着新创造的大地走一圈,查看大地的规模。

而在青铜盨上的神话里,禹替代了潜水捞泥的动物,但这个故事并不完整,没有出现偷取神土的角色。其他神话版本中,传说中禹的父亲鲧承担了这个角色。《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述,鲧在禹之前,没有等待天帝的命令,先偷了具有神力的息壤堵塞洪水,天帝命令祝融在羽郊外杀死鲧。鲧从腹中生下禹。天帝于是令禹来布土,终于平定九州大地。

湖北武汉: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群雕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比照同一故事类型下的其他故事,学界认为,鲧没有等待天帝命令的真正原因,可能正是他未全部上交息壤。而围绕鲧的罪行,鲧禹神话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样貌,反映出先人看待世界的观念的转变。

“在原始神话里,世界的创造总是某种偶然性事件的结果。鲧禹神话中,鲧窃息壤并且扰乱了天帝的创世程序,导致创世的不完满,所强调的正是鲧越轨行为的偶然性。”吕微在书中认为,这种与伦理无关的偶然性在《尚书·洪范》的版本中已变为道德上的错误,鲧阻塞洪水,乱了五行,天帝一怒之下,没有传给他治国大法,治国的纲常由此受到破坏。“鲧成了道德上的千古罪人,鲧禹神话朝向历史化、理性化转换。”

这种转换并非一蹴而就的“变脸”。神话分化的初始不可考,但能肯定的是,两种版本曾长期并行不悖。写于战国初年的《天问》中,屈原见到的故事更为丰富:众人推举鲧治水,鲧听了鸱龟的话,偷取息壤,治水将成时,被流放羽山。禹承父志,在应龙的帮助下,填深渊、垫平地,放稳九州,掘成川谷,计算东西南北的长度,安置天帝的下都昆仑山。

“同为治水,天帝为何要惩罚他?”屈原向天发问,“既然鲧由众人推举,为何不先让他试着去做?”吕微在书中分析,屈原的犹疑正源于道德叙事的框架下,面对非伦理的神话版本的矛盾态度,“可以断定,截至战国初年,鲧禹故事的两种版本依然保持着均势的传承格局”。

虽然禹的原型不可考,禹的神话样貌流变,后世对禹的崇拜和信仰却贯穿始终。《诗经》等周人的文献里,大量出现“禹迹”“禹绩”的词汇。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发现,商周的统治者祭祀大禹,认定自己的领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稷,又为社神”。神话经历了历史化之后,创世神大禹演变成为夏代的圣王,即夏禹。

夏禹与禅让之争

尧舜时洪水暴发,群臣举荐鲧,九年治水未成,遭舜诛杀,又启用禹,禹带着群臣、百姓伐树、开山。他在地上行走乘车,在水中行走乘船,在泥沼中行走就乘木橇,在山路上路上行走,就穿上带铁齿的鞋。他左手拿着准和绳,右手拿着规和矩,还装着测四时定方向的仪器,开发九州土地,疏导河道,修治大湖,测量大山。从此九州统一,四境之内都可居住,四海之内的诸侯来京城会盟和朝觐。

这是《史记·夏本纪》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话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换为尧舜时代一场现实的水患灾难,天帝被置换为贤君尧、舜,具有神性的鲧禹被置换为尧、舜的臣僚。创世者命令动物神潜水捞泥被置换为君臣在朝堂上讨论治水人选,而潜水造地则被置换为鲧、禹父子相继的治水事业。”吕微写到。伴随国家形态的演进、政治统治的需要,历史化的版本最终占据主流。“一则创世神话被转述为一则古代历史的传说。”

治水方式首先发生变化。“战国时,人们为防止水患,就采取筑堤的办法,为利便交通,盛行农业,又盛行疏水灌溉的办法。筑堤的害处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则有利而无弊端。”顾颉刚发现,战国时期的典籍里,鲧的失败被越来越多地归于堵塞的方法,用息壤填土渐从大禹的身上消失,疏导的方式成为大禹的功绩。而《史记》中写道:“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没有神奇的息壤,也没有《天问》里的神龙相助,《庄子·天下篇》形容大禹累得小腿无肉,不生汗毛。一个战战兢兢、事必躬亲的大禹形象跃然纸上。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诸子阐发自己的政治观念。专门研究大禹传说的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杨栋表示,“描绘大禹的辛劳形象,是对辛劳为民精神的赞扬,体现的是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与夏王朝创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为“德”的载体,垂范后世。于禹个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于禹的功绩,神话中创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视、步测大地,转换为大禹规划、制订九州中国的行政区域、贡赋标准的过程。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禹  (图片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先秦诸子除看重禹的功绩,舜、禹、启代际间的禅让问题,也在他们当中产生过最为激烈的争论。舜以禹的德行,把帝位禅让给禹,但禹将位子传给儿子启,终结了禅让制。孔子将其视为上古社会由“大同之世”转入“小康之世”的转折点,“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而在司马迁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丧,禹为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来朝拜禹,禹才继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给益。服丧三年后,益用类似的流程,把帝位让给启,自己躲到箕山。但诸侯因启的贤德,都离开益而朝拜启,于是启即天子位。

司马迁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启的贤德调和此间的冲突。然而,先秦诸子中却还有截然相反的说法。写于战国时代的古本《竹书纪年》有言,“益干启位,启杀之”,贤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权力之争。甚至韩非在《韩非子·说疑》中直接攻击禅让制本身,“舜逼尧,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孟子》等战国文献强调启之‘贤’,是战国时期尚贤思想的极度勃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曾在《启、益之争与禅让的实质》中分析“尚贤”思想的社会根源,“它是由世袭社会向选举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讲,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

不过,当受禅让制的感召而亲力亲为的燕王哙却使燕国惨遭大乱,反对之声由此而来。而秦汉“大一统”后,历史语境变迁,夏禹的样貌也随之转变。

禹成白帝精

随着神话的历史化,战国末期的《帝系》中,大禹作为人王,已不再从鲧腹中出生,而是被安放进神圣的世系之中。鲧仍是他的父亲,而鲧的父亲是黄帝的孙子颛顼。但汉代的纬书《尚书帝命验》里,一位名叫修纪的女性走在山间,看到流星穿过昴星,感到全身战栗,随后生下了白帝精的化身,也就是禹。

一位有父的人又成为一位无父的神。世系中的大禹是知识阶层凭着史学的自觉,对古史传说进行加工、整合的产物,而感孕而生则是一种古老的神话结构。“先接触某物而意有所感,之后神奇孕育,最后诞下始祖圣王。”据杨栋讲,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它反映了人类早期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婚姻形态。但《尚书帝命验》里的神话,却不是汉人观念的“复古”,也不单是上古神话遗存的片段,“纬书中的感生神话是要通过神话的逻辑顺序、性质要素与五德终始说的配合,赋予帝王君权神授的权威性和神秘性。”

《尚书帝命验》里禹的诞生是汉人编织出的一段“符码”。被流星穿过的昴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五行属金。而杨栋介绍,很多圣王、圣人、人王在纬书里都是感孕而生。“纬书中的感生神话有很强的系统性,这一系统多受东汉刘歆的‘五德终始说’支配。尧为火德,舜为土德,禹为金德。”

这种将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与朝代相对应,解释朝代更迭的做法,始于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他发明以“以五行相胜”为动力的“五德终始说”,每个朝代的开创者都受命于天,具备五德中的一德,而朝代更迭的原因是,后朝的德胜过前朝的德。后世的统治者希望借此学说,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一个理论依据。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诗》《书》等儒家经典被奉为“经”,儒生对经的解释便是“纬”。在西汉中后期至整个东汉的纬书里,通过把经义的解释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论相掺和,汉朝的统治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夏禹所属的德便是在这一体系下演算出的结果,与他本身已无甚关联。战国前邹衍的“五德始终说”里,依据“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法则,禹属木德。然而,在“革命”年代受宠的“五行相胜”,到了“和平”年代却遭到统治者厌弃,主动权在手,具有让贤性质的“五行相生”得到青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总结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经过他与后世刘歆的改造,禹方属金德。

禹的形象与夏的内涵有所疏离,但纬书中为表现大禹的神性和天人的感应,用异相、受命、祥瑞等方式描绘大禹,使他的事迹繁复如神幻小说。杨栋告诉本刊,纬书承接战国时期文献中“圣人异表”的表现方式,把禹描绘成半人半兽的形象。《尚书中候·考河命》中的禹高九尺九寸,怀抱玉斗,头戴钩钤,脚踩饰以文彩的鞋子,虎鼻大口,两个耳朵有三漏,“是谓大通”,能通晓一切。而其中这样描绘舜禅让禹时的场景:

八风修通,庆云丛聚。蟠龙奋迅于厥藏,蛟龙踊跃于厥渊,龟鳖咸出厥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如尧所行,至于下稷。容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置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曰:“禅于夏后,天下康昌。”

汉亡之后,董仲舒的“三统论”绵延后世,夏脱离禹,作为“黑统”代表的一套正朔、服色、礼乐体系,构成儒生阐释三代的标准框架。而“造神”运动结束后,谶纬之说消亡,纬书遗散殆尽,禹的神异形象在后世史著、志怪小说和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流传。

原标题:从神话到史书:文本中的“夏禹”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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