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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隆的绝命家书:革命一定能成功,弟妹要多读书
04-03 18:27:21 来源:上游新闻

伯伯、奉叔叔:

我大概离死期不远:请你们不要悲伤……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很感觉得光荣。

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当家做主人。

我死以后,你们就当我出国去留学。……

三、四弟,伯伯教他们多读书,多劳动做工或学生易(意)。六、八妹不要包脚,男女都一样,也应叫她们读书。祖母以下均安。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

写于成都军警团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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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伯隆 宜宾新闻网供图

梁伯隆又名梁伯龙,字廷栋,四川江安县底蓬乡(现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底蓬镇)人,是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参加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后,在重庆、成都先后创办了重庆高中、西南学院和西南大学,以教学为掩护,广泛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革命人才。

1930年10月31日在成都下莲池被国民党反动军警团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六岁。

就义前一天,梁伯隆给父亲和叔叔留下一封绝命书。

正值清明之际,上游新闻记者与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宜泸梁氏家族委员会族长梁安伯一起重温这封革命家书,为你还原一个爱国、爱家的铁汉柔情梁伯隆。

在重庆创办重庆高中和西南学院

2018年3月底,周勇为此次上游新闻的专题采访准备了充分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我们能看到梁伯隆既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又是一个顾念亲情、开明豁达的新青年。”周勇翻出梁伯隆的绝命家书和史料向我们介绍道。

1928年底,梁伯隆回乡,同订婚已久的姑娘杨德贞结婚。婚后半月,接组织通知,随即向父母妻子告别,匆匆东下重庆。

借傅真如、张斯可及重庆《新蜀报》主笔王伯禹介绍,与十一军军长刘湘会晤。利用刘湘有办学培养军政干部的要求,建议在重庆开办一所高级中学。

得到刘湘的赞许,重庆高中于1929年4月7日在原巴县议会旧址创立,梁伯隆为校长。他趁机集资开办了“掘新书店”,向青年读者推荐进步书刊。

他又在重高建立了党团支部,发展党团员30多人。

中共四川省委对重高很重视,刘披云、项鼎、程子健也经常到校指导工作。学校政治氛围十分活跃,对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同时和部队联系,开展兵运。这引起刘湘的深度不安,在重高刚办一期后,即以经费无着为借口,下令停办。

重高停办后,梁伯隆在重庆南岸胡家祠堂开办了西南学院。自任院长,共有师生80众人,多数由重高转来,师生们仍然保持了重高那种蓬勃的朝气。

西南学院邻近,设有二十一军的军械制造厂。梁伯隆为该厂工人开办了夜校,与学生和工人交往密切。厂方恐工人受其影响,发生罢工事件,便呈报二十—军军部,下令巴县政府饬令当地乡长迫使业主收回学校祖房,并派出军警,强行将西南学院解散。

两次办学遭到摧残,梁伯隆已很难在重庆继续活动下去。1930年初,梁伯隆同西南学院部分师生,到达成都。冲破重重阻力,开办了西南大学。梁伯隆化名梁兴谷任校长,于右任先生任西南大学名誉校长。

勇斗魔鬼志更坚,要杀吾头何所俱

在办学的同时,梁伯隆还主办了《西南日报》(后改名《锦江日报》),并在学生中组成“前卫社”和“新兴剧社”等进步团体。

组织同学进行街头讲演、话剧演出等宣传活动,以唤起广大工农群众的觉醒。

1929年6月8口,市学联准备在仁厚街西大二院召开执委会。梁伯隆闻讯骑车驰去制止。当执委们正要转移时,三军联合军警团办事处的军誓已经赶到,梁伯隆和几名执委当场被捕。

随即,四川省府下令西市大学于一周内解散。

1929年6月18日,抓走张竞若等80多名师生,查封了西南大学。接着岷江、民主等大学也被查封。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梁伯隆被监禁的四个多月时间里,军阀曾以出任四川省教育厅长为诱饵劝降,梁伯隆当即答道:“我宁为共产鬼,不作民国人!”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

1930年,广汉兵变发生后,四川军阀加强了对革命者的残害。10月28日下午,将梁伯隆从临时执法处移到军警团办事处,定期处决。他早作了牺牲的准备,在狱中写了“……为党为民尽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坚,要杀吾头何所俱,共产真理留人间……”的遗诗。

牺牲前日留下稀松字句宽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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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宜宾江安县的梁伯隆烈士纪念亭与纪念碑

如果知道自己明天即将迎来无法逆转的死亡,今天的你,将会有怎样的选择?合眼的最后一刻,你最放心不下的人是谁?

梁伯隆在留给家属的遗书中写道: 

“我大概离死期不远:请你们不要悲伤……我死以后,你们就当我出国去留学。”这封交予梁伯隆父亲梁常甫和叔叔梁奉璋的家书,亦是遗书,便是梁伯隆的绝命家书。

周勇说,这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牵挂,对父辈的宽慰,其中的悲情却力透纸背:1930年10月30日,梁伯隆在牢狱之中,写下这最后的字句。

第二天的31日上午,军警团的执法官以“共产重要分子”之罪名,判处梁伯隆死刑。

“我省内存款可找重庆新蜀报王伯禹能得。省外上海三马路、霞飞路的款项,奉叔可去上海找何若灵可收。”

时过境迁,我们无法得知——在看到这封家书时,梁常甫和梁奉璋的心情。但梁伯隆却在字字句句中都极力宽慰亲人,“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决心。”周勇抑扬顿挫的诵读着梁伯隆的绝命家书句子。

家书中饱含对革命的希冀

1930年10月31日上午10点钟,梁伯隆身穿西装,昂首挺胸,神情自若地坐在黄包车上,在军警的簇拥下向东门外下莲池刑场而去。

结合史料,周勇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沿途梁伯隆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四川的田、刘、邓军阀!”

一路上人们怀着悲愤的心情跟随其拥向刑场。

临刑前,梁伯隆面对围观的群众,昂然挺立,用悲壮宏亮的声音讲道:“我是为千百万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死,我感到死得光荣,过去我在江西杀土豪,今天军阀杀我,阶级斗争就是如此。胜利是我们的,革命一定能成功。中国的劳苦大众一定要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人民才能吃饱穿暖,过幸福的生活活……”

他言词锋利,激情澎湃,众人为之感动。

半个小时过去了,亲属为祭奠他点燃的大蜡烛已经燃烧完了,在监斩官的催促下,他盘腿坐在亲人为他铺的红毡子上,面向东方,回首对监斩官说:“请执行吧。”

枪声响起,梁伯隆从容就义。

铁汉柔情教弟妹多读书别裹脚

周勇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梁伯隆依然坚定、从容。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远大崇高的理想,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梁伯隆以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诠释了对信仰的追逐。

心有“大家”,亦有“小家”,在梁伯隆留给家人的“绝命家书”中有如下这样一段嘱托。

“三、四弟,伯伯(指父亲)教他们多读书,多劳动做工或学生易(意)。六、八妹不要包脚,男女都一样,也应叫她们读书。”

他心心念念着兄弟姐妹,告诫他们多读书、多劳动或做生意,以此来形成一种“勤俭持家,劳动光荣”的家风家训。

上世界30年代,缠足之风还没有彻底根除,很多女性依然保留着这样的陋习。梁伯隆坚持男女平等的观念,嘱托父亲也让两个妹妹和男孩子一样平等地不缠足、多读书。

这是血和泪的嘱托,也是梁伯隆对于“家风家训”的最后嘱托。

同村族人帮他恢复革命烈士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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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安伯夫妇

每逢清明,前往江安县底蓬镇梁伯隆烈士纪念碑瞻仰悼念烈士的人络绎不绝。梁伯隆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对家庭父辈兄妹的爱在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

年过七旬的梁安伯夫妇,与梁伯隆同村同族。

梁伯隆牺牲后,关于他的资料被损毁殆尽,经历和身份一直无法确认。听闻此消息的梁安伯寝食难安,他毅然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原梁伯隆烈士的革命事迹,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1975年起,梁安伯利先后去往上海、江西、重庆、成都、北京等地,耗时3年,走访梁伯隆烈士曾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查阅当地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的有关资料,并将收集整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梁伯隆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确认。民政部追发了《革命烈士证书》。获知消息后,梁安伯热泪盈眶,底蓬群众自发买来鞭炮燃放庆祝。

2016年4月,华西都市报就曾以“宜宾‘雷锋夫妇’30年慈善路”为题,报道了梁安伯夫妇“把做好事当成了一种习惯,并代代相传。”的故事。

他们的30年慈善之路,多是资助求学、扶危济困。正如前人梁伯隆在绝命家书中所说,“多读书,多劳动,男女都一样。”

同村同族的后人们把这立为家风家训。

2005年,“宜泸梁氏家族委员会”成立,包括4000多户2万余人,梁安伯被推选为族长。在他的倡议下,家委会成立了互助基金会,每年都要筹集善款用以资助大学生、帮助困难户、病人、贫困老人。

正如梁安伯夫妇所说,“事情虽然小,只要是好事,我们就应该多做,应该常做。”

上游新闻记者 杨辛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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