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香港媒体10月30日消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终年94岁。

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是浙江海宁人。查良镛于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其后以笔名“金庸”著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鵰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被誉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其作品更屡被翻拍成电影。

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他也因此被誉为华人世界的“大侠”。

「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本文原刊于《三联生活周刊》第945期。

2017年7月1日，我正在香港尖沙咀的宾馆里看书，忽听窗外一阵雷鸣，天空被像闪电一样的阵阵强光照得白昼一般通亮。拉开窗帘，却恰好见人们撑起雨伞，仓皇向屋檐下飞奔，站定后，翘首观看在维多利亚港空中绽放的焰火。不远处的摩天大楼，纷纷用霓虹灯滚动打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我爱香港”之类的祝福语。我冲下楼，阵雨已经小了，便加入了雨水浇湿的大街上挤满的雨中观焰火的人群。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我们决定做一期金庸的封面。金庸先生出生在浙江海宁，1948年，他来香港时24岁。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陌生的香港一住就几近70年。他在香港结婚生子，在香港写武侠小说，创立《明报》，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

他来到香港时，这里还是一个比较落后，有点像乡下的渔港城；近70年里，他亲身见证了香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国际大都会的历程，也亲眼看到改革开放为国家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香港来说，金庸是一个移民。但他说，他在这里“住的心安”，就像宋朝苏东坡当年离开故乡到岭南，在《定风波》里所写，“此心安处即吾乡”，香港已慢慢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而他在武侠小说和报业事业上的成就，又无疑让他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一个例证就是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馆里开设的金庸馆。

山顶道1号，1985至1996年间金庸的住所（有志 摄）

20世纪50年代，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风靡香港，正当其时的处于香港文化气候变化的氛围中。1949年前后的香港，大批商人、文化人、政治家和他们的财富一起涌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香港当时流行三种语言，普通话——有些还用文言文、广东话和英语，主要是广东话和英语。除了南来香港的，很多人不怎么懂普通话。金庸的文字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既继承了明末清初的文学传统，又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很通透。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那么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又“特别吸引人”。

金庸小说的空间非常辽阔，从蒙古草原至回疆戈壁，从江南风光至中原江湖，从帝都至大理，想象驰骋万里江山，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也拓展了香港本地人的兴趣。

1963年，香港艺人张瑛（左）与金庸签约购买《倚天屠龙记》电影版权（金庸供图）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武侠小说里，侠客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平衡，也呈现着金庸对普遍的人性和中国古代历史规律的思考。他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和充满暴力的领地，各种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在这个场所里展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成为每一个香港人在街头巷尾热议，谈论小说中人物就如谈论《资治通鉴》一般认真严肃的流行文化现象。以香港为枢纽，他的小说又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乃至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2001年，日本版金庸小说发行，金庸应日本德间书店邀请出席新书签名会（金庸供图）

这种“文化上的想象共同体”，又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相呼应。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身份，那时大陆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这个“租借”也势均力敌。香港人在这些强大的多重力量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也存在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在香港的左派与右派媒体间，他选择了“客观中立”的立场，这与香港的本土立场呼应，而他同时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者。

香港北角海边。1966年《明报》迁至北角英皇道651号，至今仍有很多左派报人聚居于此（有志 摄）

他的武侠小说从未拘泥于某种稳定的结构。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陈出新，或有新颖的情节，或诞生令人过目难忘的丰满人物，或在叙事结构上做新的尝试，或呈现对人性和历史的新思考：《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

1960年，金庸与电影《神雕侠侣》主角合影。（左起）谢贤、金庸、南红和梁素琴（金庸供图）

一路读下来，不仅是酣畅淋漓的快感，金庸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也层层深入。他也和其他武侠小说一样，曾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正邪对立分明。但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作为反派的武当派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寺并驾齐驱的门派，张无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仅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而且通过他与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爱情，进一步超越了汉族与蒙古族的隔阂。

到了《天龙八部》，萧峰这样的人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不匹配。金庸开始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概念来思考萧峰的命运。这与他理解深受英国文化影响，又是中国香港人的香港本土认同立场，密不可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重读金庸，依然历久弥新，意味深长。

2003年版《天龙八部》剧照，胡军饰演萧峰

金庸是在《大公报》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新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大公报》主编罗孚曾说“如果没有香港，没有金庸”。如若不是在香港，金庸大概刚一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创作进程就被政治时局所中断。而与港澳台和海外的读者相比，大陆的金庸阅读史就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人全然不知道香港有个金庸。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的流转才走出了非民间渠道，在大陆掀起了一股股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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