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真我”，是天性使然，引人神往却难以复制；曾国藩的“超我”，是后天努力，给人启迪也指明路径；但范仲淹的“大我”，却是最值得敬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值得追求的人间正道，“虽千万人吾往矣”。浩然正气，至今凛凛！
前阵子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让大伙儿都惊叹“冲动是魔鬼”。是的，人想控制情绪，挺难的，近年还有个时髦词叫“情绪管理”，俨然成了一门显学。网上不时有些鸡汤文章，比如《真正厉害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为吸引眼球，还把这句话的版权送给了庄子。更有直接拉名人代言的，比如《曾国藩：控制不了情绪的人，做不成大事》。庄子、曾国藩地下看到这标题，估计会一拍脑袋：“哎哟，我真没讲过这话……”
纵观这些鸡汤文章，关于如何控制情绪的诀窍，除了老生常谈的“难得糊涂”外，不外乎几个字：一个是“忍”，忍一时风平浪静，此时的屈，是为了接下来弹簧一般的伸；一个是“装”，今日装孙子，以后是大爷；一个是“滑”，滑到连小人都抓不住你的把柄……此类鸡汤，是无法真正教人如何控制情绪的。
其实，中国古代读书人有一系列控制情绪的办法，有理论，有实践，当然，最后也能达到不同的境界。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三人，道德学问，都堪称中国古代文人的极致，当然也是情商极高之人。从控制情绪一块来说，借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可用“真我、大我、超我”来分别形容他们三人。
那么，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谁更能控制情绪?
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内的苏东坡石雕像。
一
如果有这么一个问题：“东坡居士，请问你是怎么控制情绪的?”苏东坡可能这么回答：情绪?什么叫情绪?
他是个快活的人，貌似没有情绪，啥时候都能找到乐子，尤其擅长苦中作乐。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次，是因为小人诬告，陷入“乌台诗案”，差点丢命。在被钦差捉拿进京时，家里哭成一片，苏东坡告别前居然还有心情给家人讲故事，并在故事中杜撰了一首诗，苏夫人听了，破涕为笑，这首诗最后两句是：“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无论喜事还是坏事，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贵为帝师还是沦落天涯，苏东坡都是乐呵呵的，用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的一句话来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乐天派如苏东坡，跟刻意为之的“难得糊涂”不同，这是一种有着赤子般热忱的人，在最阴暗下都能发现光明，在最粗鄙中也能看到精美。往往有极好的性格，不会冲冠一怒，也不会恼羞成怒，更不会动辄发怒，他们往往在怒火刚刚燃起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一个乐子，转眼就快活起来。
苏东坡62岁的时候，给贬到了海南岛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年过花甲，遭此厄运，一般人早就颓废自弃了，苏东坡是什么模样?他采草药，学酿酒和制墨，还办起了学堂……忙忙碌碌，开开心心。某个大热天，他头顶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这般随遇而安的模样，连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都很纳闷，她问苏东坡：“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
老太太问得很犀利，或者她是心存怜悯，或者就是超级毒舌。一般人听了，心有戚戚焉，甚至直戳灵魂深处，什么豁达都没法再继续往下装了。但苏东坡一听，哟，这老太太有意思有深度堪称民间哲学家嘛，立刻点赞，然后给她取了个外号：“春梦婆”。她也因为这个外号被史书记载下来。
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内的景观“三绝”，上面刻写了苏东坡终老时留下的绝笔、绝诗和绝言。（胡平 摄）新华社发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天才人物，而像他这般既有天纵才华又时时拥有源自内心的快乐者，上下五千年，少之又少。这样的人，确实不知“情绪”为何物，因为他心中没有敌人，不会记仇，更不会去恨什么人。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身上，儒与道交织在一起，这边是孔孟之道，积极入世，关心天下，那边是老庄之逸，向往自由，追求快乐。儒与道相互交织而又互相平衡，让苏东坡既不是一个在仕途上双目炯炯、孜孜以求的儒生，又不是一个放浪形骸、消极避世的隐士。苏东坡，就是苏东坡。
儒与道，往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精神追求的A面与B面，儒道一体，也是解析他们精神世界的密码。但像苏东坡这样儒道相融得如此默契的，很少，或许可以这么说：任红尘滚滚，世道险恶，苏东坡的一颗初心，始终未被污染。他有句名言：“守其初心，始终不变”，他是个始终按“真我”率性真实活着的人。
但对苏东坡而言，“真我”是柄双刃剑。他因自我而有情有趣有魅力，朋友们都很喜欢他，只是，无论哪个时代，一个人身边，朋友都是少数。
苏东坡以诙谐著称，开玩笑不分场合，大臣刘贡父患病，眉毛掉光，鼻梁塌陷。某天大伙饮酒作乐掉书袋，苏东坡改用汉高祖刘邦诗句：“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满座爆笑，而刘贡父却羞得满脸通红，“恨怅不已”。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苏东坡心大，也从无害人之心，却误以为别人也心大，捅了娄子还不自知。
苏东坡与著名理学家程颐的交恶，让人分外惋惜。这两人皆是君子，但性格大不相同：苏东坡活泼开朗，不拘小节，而程颐认死理，“一根筋”，不懂变通。司马光(就是以砸缸著称的那位)去世后，程颐负责主办丧事。那天正逢太庙大典。大典完后，苏东坡带领朝中大臣去吊祭司马光，程颐加以阻止，理由是《论语》里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天早上大家刚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再去吊丧哭泣呢?
真是迂腐！苏东坡很生气地反驳说：《论语》里也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反对，去司马光家吊祭。按当时风俗，孝子应出来接受吊祭，却不见司马光儿子出来。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他们出来，原因是古礼上没有这个规定，而且孝子如果真孝，就应当悲伤得无法见人。苏东坡当众嘲笑程颐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众人大笑，程颐脸红，恨意升腾。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苏东坡与程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个好人，水火不容。他俩的弟子、朋友也都分为洛蜀两派，互相攻击、排挤，苏东坡后半生一再被贬，“洛蜀党争”有很大原因。
苏东坡太“真我”，自己不带啥情绪，也较少考虑别人情绪，逞口舌之快，惹不测之祸。他的悲喜剧，多源于此。《宋史·苏轼传》这么惋惜传主：“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假如苏东坡多点心眼，学会隐藏，即使当不了宰相，也不会身负一身才华却屡屡惹祸上身，但最终还是感慨道：“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是的，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还是苏东坡么?
曾国藩手书家训。
二
在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通过苦修来超越自我、追求“圣人”境界的超级自律牛人。
但他也曾经是一个顽皮青年，跟苏东坡一样，喜欢卖弄卖弄文采，搞搞恶作剧作弄同僚。苏东坡当年陷入“乌台诗案”，就是在官样文章中还要写出个人情感，结果被人抓住把柄，把他往死里整了一次。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喜好给人写挽联，闲极无聊，连健在的朋友都写了一圈，结果被人看到，自然极为尴尬，还得罪颇多。
他也曾经是一个愤怒中年，太平天国起事后，他在长沙奉旨办团练，看不惯当时绿营腐化堕落，自己还没啥名分，却计划以霹雳手段来重构政治生态，廓清官场和军界。他乱世重典，法令如山，还没跟太平军交手呢，就先杀掉了一堆，获赠外号“曾剃头”。
“曾剃头”得罪了整个长沙城。终于，绿营那帮痞子兵寻衅滋事，白晃晃钢刀直往曾大人身上比划，吓得曾大人抱头鼠窜。堂堂正二品大员，居然被一群兵痞执械围攻，如此以下犯上、不守规矩，他自然是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但长沙城都在等着看他笑话呢，等着他情绪失控呢。曾国藩毕竟还是有头脑，把情绪平息下来后，下了决心：不跟这帮人渣纠缠，惹不起，咱躲得起，于是离开长沙去了衡阳，专门操练湘军，衡阳成了曾国藩辉煌事业的起点。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曾国藩故居。
这是曾国藩对自己情绪的一次胜利，他完全可以选择继续与长沙官场硬怼，继续向皇帝上奏折控诉这帮坏蛋，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一定能把对方扳倒，反而给自己四面树敌。人，不能被自己情绪控制。
但曾国藩真正驾驭自己的情绪，是在从江西返回家乡之后。率湘军出湖南入江西作战，是他人生中极其郁闷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是“江西长毛气焰仍旧嚣张，军事毫无进展，银钱陷于困境”，另一方面，江西官场百般不配合，京城政敌百般掣肘，曾国藩孤立无援，心力交瘁，偏偏此时，又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不待朝廷批准，就负气回到湘乡老家。
他此时仍心存幻想：湘军离不开我，朝廷会支持我。但是，跟皇帝闹情绪，傻不傻?恰逢此时太平天国内乱，湘军打了几次胜仗，咸丰皇帝开了他兵部侍郎的缺，命他在籍守制。曾国藩情绪彻底失控了，他感觉自己已被抛弃，过往功绩悉数归零，他因此狂躁不安，彻夜失眠，染上重病。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写道：
“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小说中，关键时刻，一个叫“丑道人”的高人出现，推荐曾国藩再读《道德经》。在真实历史上，是一位名叫曹镜初的名医，给曾国藩开方子：“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国藩小时候就读过《道德经》，但此时再细读，心境完全不一样了，他悟出了“以柔克刚”的真谛，意识到此前的自己锋芒毕露、过于刚烈之缺点，也因此由儒入道，学会了宁静谦退，“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曾国藩再度出山时，“心病”已经医好，走出了人生的黑暗阶段，像变了一个人。他学会跟小人妥协了，以前是势不两立，如今学会柔道行事，譬如“保荐”，以往曾国藩嫉恶如仇、事事较真，打胜仗只保荐真正有功之人，少之又少；但这次复出，每逢胜仗，保荐范围大大扩增，自己此前不屑一顾之小人，也在向朝廷保荐请功范围，平时对麾下也是“武人给钱，文人给名”，一时在身边聚拢了大量人才，而小人们的攻击，也少了许多。
他明白了现实就是如此：小人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的，与其硬碰硬，不如打太极，控制情绪，为自己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毕竟，我在世间的使命，不是干掉小人，而是干成大事!
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一块，超级自律，堪称“超我”，即使戎马倥偬，他也每日静坐，反思己过，读他的日记与家书，对自我的检讨与超越，令人动容。后人还总结出了所谓“曾国藩修身十二法”：“持神敬肃、静坐养性、起床要早、读书要专一、攻读史书、说话谨慎、培养自己的真气、保持身体健康、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每月都能复习知识、习练书法、夜晚不出家门。”
即使是天生坏情绪，也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能够控制好的。
山东省青州市的范公亭公园内，参观者在参观范仲淹雕像及以其廉政故事为内容的壁画。
三
再说说范仲淹。在历史上，范仲淹堪称“完人”，不懈修为，内圣外王，一生政绩突出，文学成就卓著，有抵抗西夏的功勋，更为后世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对中国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追求有莫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青年毛泽东也评价说：中国历史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一种是“办事兼传教”之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办事兼传教”的境界，一是曾国藩，一是范仲淹。
范仲淹与曾国藩都是各种时代的“第一人”，两人逝世后都获得“文正”的谥号。在封建时代，自宋到元再到明清，“文正”这个谥号，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大名鼎鼎的王阳明，也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却只获得“文成”的谥号，而风流绝代的苏东坡，谥号是“文忠”。
范、曾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在艰难困苦中的坚持，又譬如对个人道德的追求，但也有不同：曾国藩因年轻时酒后失言得罪好友而重视“戒言”，范仲淹却很“多嘴”：
宋仁宗12岁登基，刘太后垂帘听政，可以理解，毕竟皇帝年纪小，但8年过去，皇帝已经20岁了，刘太后依然在垂帘听政。朝中大臣都知道，这事不正常，但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惹刘太后。范仲淹站出来，说：这于理不合。于是上疏要求刘太后还政。享受着权力快感的刘太后没搭理范仲淹，还找机会把他撵出了京城。
刘太后去世了，宋仁宗成了真正的皇帝，召回了范仲淹。大伙儿此时纷纷揣测上意，开始说刘太后执政期间诸多过错，按常理，这是范仲淹打击报复、落井下石最好时机。他果然又说话了，说的却是太后虽然热爱权力、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了，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
宋仁宗跟郭皇后闹别扭，遭到家暴。这本是皇帝家事，但当时宰相吕夷简因为此前跟皇后有矛盾，这次借机报复，串通太监，建议皇帝废掉郭皇后。皇帝其实也想换皇后了，但“不知趣”的范仲淹又跳出来了，认为废后不合适，并想面见皇帝争取。皇帝不见，派吕夷简出来接待，范仲淹与他理论，把吕宰相说得面红耳赤、无言相对。皇帝怒了，又把范仲淹赶出京城。
折腾几年，范仲淹又回到汴京，没有消停，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人唯亲，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又给打发到外地任职了……
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都被时人称“光”(光耀)一次。当时人们开范仲淹玩笑说：第一次为“极光”，第二次为“愈光”，第三次为“尤光”。
朋友们都劝他：控制情绪，管住嘴巴，少说话。他劝刘太后归政时，朋友晏殊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范仲淹据理力争，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他一次又一次被贬出京城后，朋友梅尧臣专门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是一个有为君子，注重个人修养，却总是在关键时刻，控制不住自己，要发声，要争取，要说不。
但他的“多嘴”，从未有一次是为他个人。这就是“大我”。
位于湖南岳阳市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建筑精湛，气势雄伟，因范仲淹撰《岳阳楼记》而闻名天下。
四
那么，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谁更能控制情绪?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可先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控制情绪?
还是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一事为例：如果那位中年女乘客和司机能够控制情绪，悲剧就不会发生；但是当他俩双双无法控制情绪后，车内其他乘客却控制了“情绪”，无人出来制止。而在湖南另一起乘客情绪失控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时，有一位乘客没有控制住“情绪”，上前一脚踹过去，制止了危险行为。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该不该控制情绪，而是什么时候该控制，什么时候该让情绪“表现”。
在范仲淹、苏东坡之前，有一个擅长控制情绪的人，叫冯道，此人生逢五代乱世，先后事四姓十位皇帝，均能获得禄位，是个官场超级不倒翁。他是个老滑头，用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话来说：冯道擅长“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
冯道被后人称作“中国历史上最没有节操的人”，他当然是一个情绪管理高手。史载：后晋时期，有人牵驴入市，驴脸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冯道”二字，以此来刺激他。冯道得到亲信禀报，毫不动怒，只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这可能是有人在为驴找寻失主，有什么奇怪的?”
在曾国藩之前，有一个叫曹振镛的，也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很好。他能力平庸，却能在中枢工作54年，也是一个不倒翁，但在《清史稿》中，他的传记只有区区700字——实在没什么光辉事迹可写。他做官的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其意是没有摸清皇帝心思时，坚决闭嘴，只磕头，不说话，等到领悟出皇帝的真正想法，便循着他的思路，顺水推舟，讨他欢心。
搞笑的是，曹振镛死后还混了一个“文正”谥号，居然享受了范仲淹、曾国藩同样的待遇，但他能跟范仲淹、曾国藩相比吗?拎鞋子也不配啊。
后人对冯道、曹振镛的评价很低，因为他们没有节操。“节操”这俩字，对于读书人来说，极其重要。而节操与情绪的关系，就很复杂了：有时，控制情绪，损害节操；有时，情绪爆发，有助节操，人们更欢迎一个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直言不讳的范仲淹，却厌恶一个毫无原则与底线处处只知道明哲保身的曹振镛。
中国古代优秀士子，人格心理是共通的，他们无不追求“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追求“让自己变得更滑头”，这是由他们追求的目标与路径决定的，即所谓儒家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纲八目”，出自《大学》，儒家的全部学说，基本上是循着“三纲八目”展开的：“三纲”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八目”则是人生进修阶梯，包括“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前面四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后面三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中间的“修身”，则是“内修”和“外治”的连接，一代又一代中国读书人，在这人生进修阶梯上苦苦攀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影响至今。
一个人的修养目的，不是一味要控制情绪，而是在该控制情绪的时候让自己平静，在不该控制情绪的时候就让自己爆发。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去与他人死磕，不值得；克服个人的懦弱恐惧而挺身为大众努力抗争，更难得。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苏东坡到曾国藩再到范仲淹，是三重境界：苏东坡的“真我”，是天性使然，引人神往却难以复制；曾国藩的“超我”，是后天努力，给人启迪也指明路径；但范仲淹的“大我”，却是最值得敬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值得追求的人间正道，“虽千万人吾往矣”。浩然正气，至今凛凛!
原标题：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谁更能控制情绪？| 关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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