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消息，2015年5月，时任桔子水晶酒店CEO的吴海致信李克强总理，痛陈企业同政府打交道时的“憋屈”经历，结果不仅“惊动”包括总理在内的三位国务院领导，还被请进中南海。但这个“高光时刻”，并未带来太多改变。

两天前，吴海又一次发出“公开信”，依旧在倒营商环境的苦水。在他眼里，两年多来，“执行层面好像没有真正领悟到中央的意图”——高层频频发出的简政放权信号，往往在基层卡壳，该憋屈的照样憋屈，甚至更憋屈。“总理批示要办，国务院办公厅督办，到现在没有解决。”吴海向媒体抱怨，他很“气愤”。

从“憋屈”到“气愤”，吴海的情绪并不独属个人。这段时间，有几位企业家在舆论场上密集发声，批评营商环境，其言辞情绪不乏激烈。也是最近，中央和多地政府也在关注营商环境问题。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的“集体爆发”更显特别，亦获得了广泛的舆论关注。

这些言论矛头所指，无外乎是基层行政机构和公务人员面对企业时“层层设卡”甚至“层层盘剥”。只不过，有了这几年高压反腐、持续反“四风”和强调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基层的表现有些新方式。

去年秋天，曾有老企业家公开表示，这两年感受到基层政府“作风变好了”。怎么变好呢？——“鬼子进村”式的“流动执法”，实则“白拿白要”的那种，过去每年几十拨，如今每年“也就”十来拨；企业“孝敬”政府部门的“公关开支”，原来每年五六十万元，现在减到了二三十万元；基层单位明目张胆“索贿”的少了，如今只是消极怠工“不作为”，他们明知道业主每日扛着高额房租、人工费、承受力有限，就以各种理由或拒受理或借口不来现场审查，迫得企业只能千方百计疏通关系、请客送钱……

吴海的抱怨与之如出一辙：拿钱的少了，事更难办了；跑腿的次数少了，但事情照样办不了，因为那图章还得一个个敲，流程并未见少。到头来，“变的只是形式，本质并没有改变”——从舆论的反应看，具体事实固然有待确认，但此类现象的存在应当确凿无疑；也正因为类似现象在不止一个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营商环境才会令人堪忧甚至愤懑。

营商环境取决于政府行为，而大多数正常经营的企业，对政府的要求其实不高。当年那封让自己成名的公开信里，吴海就写道，自己不需要政府的资金扶持，这是资本市场的事；也不需要特殊政策支持，这是“长大了跟妈要奶吃的事”。他和众多企业家想要的，只是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体制”，是一个“不添乱就是帮忙”的政府。营造这样一个营商环境，理论上并不算难，只要政府、企业各归其位，都没有非分之想、都不去觊觎不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政府在此基础上能够主动跨前服务，或是愿意适当“割肉”，为企业经营让出一些“利”、创造更便利的空间，那就更是锦上添花。

然而，一些地方在相当长时间内的政企关系处于扭曲状态，归根到底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致使其占有不当得利。这些不当得利，来源于过多制度空隙造成政府手中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滋生大量权力寻租空间，使政企关系的天平日渐失衡；而既得利益者的地位一旦树立，非但不易由外力撼动，更容易使相关主体产生严重的“利益依赖”和“路径依赖”。久而久之，“伸手”就成了一些人习惯且唯一擅长的管理方式。

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政府权力细加约束，尽最大可能堵住制度的漏洞和缝隙。这些年改革持续推进，重点和难点正在于此。而现实让人们意识到触碰利益是多么艰难——中央三令五申、总理屡屡批示都难以解决问题，个别地方呈现出的观念难转、手势难变，根子上还是“奶酪”难动。但愈是如此，愈是需要改革重拳，愈是需要强加监管——不仅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也包括针对政府行为的监管。

都知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这“三张清单”也已提倡多年，顶层设计不可谓不充分，关键就在日常的执行与督查。政府的权力、许可和行为，都应当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有据可查，但凡失职或滥权，则当有及时的遏制和惩戒措施；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则应当有畅通的意见表达及上溯渠道，应当有制度性的权利保障。要靠制度——也只有靠制度，才可能填平上层理念同基层执行之间的鸿沟，才可能形成长期的健康导向——总不能一次次都要劳烦“领导批示”吧？

原标题：再等一次“总理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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