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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珍档丨原重庆市委书记撰文揭秘 30年前零基础的重庆 为何敢提出建中国第三汽车城
06-22 10:07:53 来源:重庆党史微公号

重庆党史微公号消息,重庆汽车年产量连续多年引领全国,位居各省市第一。今天的重庆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工业大市,然而在30多年前,重庆的汽车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重庆汽车工业的艰难起步还得从1984年春天说起……

向总理汇报,要把重庆建成“三汽”

国务院总理1984年春那次来重庆,3月3日整天听汇报。

上午我走进会场,总理向我招手,要我坐到身边,我笑说:“对话对话,要对着说话。”边说边坐到他对面。

忙了一年,搞活企业的各项工作陆续到位,重庆工业正逐步复苏并走向繁荣,下一步怎么办?突破口选在哪里?市领导班子已经在开始考虑,一些想法和问题需要总理解惑。面对面有利于一问一答。

上午汇报了1年来的改革情况,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我说:“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很多,工作中也碰到很多矛盾和问题,我能不能谈点问题?”总理说:“好呀。”我就说开了,一说就放了颗“炸弹”。

我说:“中国现在有一汽、二汽,能不能搞个三汽?重庆想成为中国第三汽车城。”

总理来了精神,语调提高了几分:“好呀!你的主厂房在哪里?”

我说搞一个没有主厂房的“三汽”。我强调两点,一强调抗战时期重庆集中了一大批重工业企业和机械工业企业,二强调搞“大三线”一批骨干工厂内迁以及国家大量投入。我说,重庆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性很强,又经过改革试点调整了企业机制,搞汽车完全无问题。我这番话尽管没有明确回答是否有“主厂房”,但暗示军工厂的现有基础设施和科技能力可以利用。

总理再问:“那你准备搞什么车?”

我回答说:一汽的卡车已在重庆组装,供应西南的都是重庆装的,既然可以组装卡车,那完全可以搞汽车。红岩机械厂在重庆,还有汽车研究所,生产力量和科研力量都是国内很强的,重庆生产重型车应该没有问题。历史上重庆也试搞过小车,那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土桥的一个企业,以苏联“伏尔加”作样本,一锤子一锤子敲出了小汽车,那时就能造,现在更别说了。改革试点以来,重庆实行市带县,农村比重加大,背后还有四川农村,所以重庆还应该生产农用车,满足农业发展需要。

总理最后表态:“你们把机械工业和军工企业联合起来,搞出了系列汽车,我就承认你的第三汽车城。”

会后刘西尧把我拉到一边,轻声问:“伯康,我是二汽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汽车是高投入、高技术产物?重庆有多大的财力和技术?你什么车都想搞,行吗?”

刘西尧不知道,此前市委市府班子酝酿过汽车项目。改革让企业释放出潜能,全市又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苗头,所以我们想给企业提供新的舞台,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为重庆经济增添新的增长点,广开门路,加快发展速度。我们想过许多项目,也作过一些调查,因为重庆的机械行业综合能力强,所以打算上汽车项目。

重庆也曾有过搞汽车的尝试,同成都、昆明、贵阳合作生产汽车,重庆搞大梁大桥,成都搞发动机,昆明搞驾驶室,贵阳搞底盘,然后在成都组装,最终搞失败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国务院“三线办”牵头组织的,靠行政命令组织联合,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昆明的驾驶室还在研制阶段,重庆就搞出了产品,一个光架架形不成商品。还有各生产点距离过远,甲生产点到乙生产点的零部件运输加大了生产成本,价格上就少了竞争力,前景肯定不会好。不过这次经历,让重庆对生产汽车积累了经验。

500名汽车专业人员,差点被一锅端

总理走后,我把管工业的几个市领导马力、周春山、刘隆华、黄冶找来,让他们分头搞方案,然后再来汇总选优。

这边把任务分派下去,北京那边又出了问题。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国人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汽车工业呈大跳跃态势。上海最早捕捉到战机,抢先同德国合作,生产出大众桑塔纳轿车,给几十年以苏联车为主的中国轿车市场注入一股活水,那崭新的车身线型和极好的操控性开拓了国人眼界,各地都跃跃欲试。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更大手笔地进行战略调整,计划部署一些轿车生产基地,为此把大批专业力量向点上集中,重庆重型汽车厂的汽车研究所也在调动之列,500多名专业人员将被一锅端到济南。消息传来,我赶快拦截。中汽总的副老总先后来了两三位,找我谈,我就是不松口,后来总经理亲自来谈,我还是顶着,理由很说得过去:总理批准我们搞,我们得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对方最后只好放弃。

但这一来,重庆再无退路,重庆汽车非搞成不行。

那些做方案的因此更谨慎,经过一段时间酝酿考虑,相继拿出了方案。一个星期天,我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让各自谈方案。这个会从早上开到晚上,各种方案频爆亮点,但群星闪烁就是亮不到一块,一天下来,还没得具体结论。我说:“你们方案都很好,但几个方案都不能用,老话说‘九龙不治水’。我建议这事交给黄冶同志,让他先把几个方案消化了,合并成一个方案,我们再议。”并且明确今后就由黄冶主管全市汽车工业。

黄冶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责任心极强,而且具有搞理工科的人那种执著和缜密。被点将后,他在近两年时间内,利用出差或开会的间隙,到全国各汽车厂参观学习,把自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还不是那种勉强凑合的内行,他一度将汽车零部件包括每颗螺丝一一分解,分成10000多份,然后逐一分析哪些可以国产,哪些必须进口。真正懂了,他才知道了事情的艰难。

费尽周折   终究萌芽破土 

搞汽车,要想成大事,必须具备3个基础条件:资金、技术、人才。而当时重庆均没有,起码不在这上面占优势。尤其资金,那可是成亿的投入呀,靠市财政?想都莫想!

黄冶手头,其实是块烫手山芋。但他义无反顾,为了重庆工业振兴和重庆明天的繁荣。

他以自己的人品和诚信,换来了相关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一次就得到4000汽车散件的计划,结束了重庆汽车的“黑户口”历史。

为了筹钱,他去了石油部,那是他的老关系户。一天晚上,他坐在石油部总经济师周庆祖家沙发上,一张口就要数千万,并说“今天你不答应,我就在这里坐一夜”。一副志在必成的架势。

周庆祖是他老朋友,事前还曾劝他调到石油部工作,说从克拉玛依到东海油田,这一辈子由他驰骋。他回答说他爱重庆,愿在重庆干下去。周庆祖见他事业心强,更尊重他。第二天周庆祖找了石油部长,征得同意,借给重庆2000万美元外汇额度。以后又追加1000万美元。

以后黄冶还分别从5个地方筹来钱,每处都是数以千万元,就连西藏自治区政府,他也借来1000万人民币。最后一笔钱,是在日本五十铃公司社长飞山一郎陪同下,从日本三和银行得到的3000万美元授信额度。附加条件很简单,就是向三和银行的深圳分行存款,如此而已。三和银行显然是给了飞山一郎社长面子,因为飞山一郎社长一再说“黄冶先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其实三和银行不知道,飞山一郎社长一度并没把黄冶放眼里。

黄冶第一次带团去五十铃公司,就差点坐了冷板凳。对方接待人员客气地告诉他,飞山社长有急事要飞往欧洲,只能会见并宴请重庆客人,不同重庆谈业务。黄冶有些不快。专程而来,无功而返,搁谁心情也好不起来。

午宴前一刻钟,飞山社长露脸了。宾主相对而坐。稍作寒暄,飞山就直奔主题,也许他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黄冶,上来就问:“你有外汇吗?”

“有。”就一个字。黄冶明显感到对方的居高临下和咄咄逼人,但隐忍不发。

飞山又问:“你们政府同意吗?”

“有批文。”黄冶平静地回答。

这让飞山态度稍微缓和了些。他换个话题:“你们中汽总公司喜欢江西汽车公司,我同中汽总领导关系很好,要不要我帮忙说几句?”

黄冶委婉地挡回去:“不用了。国内事好办,自己可以解决。”

飞山直视着黄冶,抛出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你们过去购买了我们的技术,200万美元的入门费至今未交。”他指的是之前重庆同五十铃的一次交道。

黄冶告诉他,这事自己不知道,接着反回:“你们什么时候要?”尽管自己与这事无关,但他还是把责任接了过来,他要顾全大局。

飞山试着说年底如何?黄冶当即答复:“行。到时准还。”

飞山大出意外。开始对黄冶刮目相看。宴会后,他并没走,另选个地方留下黄冶单独谈。这次气氛明显不同了,飞山主动提到了合作。以后飞山开始同黄冶来往,但真正认同黄冶,那还是飞山来三峡那次。

那是1990年5月下旬,经过许多周折,飞山同重庆的关系已经越走越近,终于应重庆之邀,偕夫人来三峡游览。为了接待特殊客人,重庆作了充分准备,包下“神女”号游船,换了最好的驾引人员和服务人员,空船开到宜昌候迎。谁知恰恰就在这时,黄冶被诊断出脑瘤,并在市委和医生坚持下动了手术,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与飞山游三峡的档期撞了车。市里准备另派人陪飞山,黄冶坚持不允,他觉得临阵换将对今后不利。经过他再三争取,市委作了让步,但专门派主刀医生带上护士随行,以防万一。

飞山步上游船,见到伤口未愈却一脸笑意的黄冶,大为感动,此时他从心里认同了这位重情义、守信用的朋友。

就在这次航行途中,飞山明确表态,向重庆出让技术,价格由双方管事先生去谈。他们的要价低到出乎重庆人意料,连设备、模具在内,一共才170万美元。双方最后均大笑着走下游轮。

这一幕被历史定格,成了一个重要节点,重庆庆铃汽车公司从此萌芽破土,迅速崛起,为振兴重庆汽车工业,壮大城市经济实力,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文/廖伯康(原重庆市委书记)

原标题:汽车工业的艰难起步,摘自《廖伯康回忆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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