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党史微公号消息，重庆汽车年产量连续多年引领全国，位居各省市第一。今天的重庆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工业大市，然而在30多年前，重庆的汽车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重庆汽车工业的艰难起步还得从1984年春天说起……

向总理汇报，要把重庆建成“三汽”

国务院总理1984年春那次来重庆，3月3日整天听汇报。

上午我走进会场，总理向我招手，要我坐到身边，我笑说：“对话对话，要对着说话。”边说边坐到他对面。

忙了一年，搞活企业的各项工作陆续到位，重庆工业正逐步复苏并走向繁荣，下一步怎么办？突破口选在哪里？市领导班子已经在开始考虑，一些想法和问题需要总理解惑。面对面有利于一问一答。

上午汇报了1年来的改革情况，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我说：“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很多，工作中也碰到很多矛盾和问题，我能不能谈点问题？”总理说：“好呀。”我就说开了，一说就放了颗“炸弹”。

我说：“中国现在有一汽、二汽，能不能搞个三汽？重庆想成为中国第三汽车城。”

总理来了精神，语调提高了几分：“好呀！你的主厂房在哪里？”

我说搞一个没有主厂房的“三汽”。我强调两点，一强调抗战时期重庆集中了一大批重工业企业和机械工业企业，二强调搞“大三线”一批骨干工厂内迁以及国家大量投入。我说，重庆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性很强，又经过改革试点调整了企业机制，搞汽车完全无问题。我这番话尽管没有明确回答是否有“主厂房”，但暗示军工厂的现有基础设施和科技能力可以利用。

总理再问：“那你准备搞什么车？”

我回答说：一汽的卡车已在重庆组装，供应西南的都是重庆装的，既然可以组装卡车，那完全可以搞汽车。红岩机械厂在重庆，还有汽车研究所，生产力量和科研力量都是国内很强的，重庆生产重型车应该没有问题。历史上重庆也试搞过小车，那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土桥的一个企业，以苏联“伏尔加”作样本，一锤子一锤子敲出了小汽车，那时就能造，现在更别说了。改革试点以来，重庆实行市带县，农村比重加大，背后还有四川农村，所以重庆还应该生产农用车，满足农业发展需要。

总理最后表态：“你们把机械工业和军工企业联合起来，搞出了系列汽车，我就承认你的第三汽车城。”

会后刘西尧把我拉到一边，轻声问：“伯康，我是二汽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汽车是高投入、高技术产物？重庆有多大的财力和技术？你什么车都想搞，行吗？”

刘西尧不知道，此前市委市府班子酝酿过汽车项目。改革让企业释放出潜能，全市又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苗头，所以我们想给企业提供新的舞台，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为重庆经济增添新的增长点，广开门路，加快发展速度。我们想过许多项目，也作过一些调查，因为重庆的机械行业综合能力强，所以打算上汽车项目。

重庆也曾有过搞汽车的尝试，同成都、昆明、贵阳合作生产汽车，重庆搞大梁大桥，成都搞发动机，昆明搞驾驶室，贵阳搞底盘，然后在成都组装，最终搞失败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国务院“三线办”牵头组织的，靠行政命令组织联合，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昆明的驾驶室还在研制阶段，重庆就搞出了产品，一个光架架形不成商品。还有各生产点距离过远，甲生产点到乙生产点的零部件运输加大了生产成本，价格上就少了竞争力，前景肯定不会好。不过这次经历，让重庆对生产汽车积累了经验。

500名汽车专业人员，差点被一锅端

总理走后，我把管工业的几个市领导马力、周春山、刘隆华、黄冶找来，让他们分头搞方案，然后再来汇总选优。

这边把任务分派下去，北京那边又出了问题。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国人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汽车工业呈大跳跃态势。上海最早捕捉到战机，抢先同德国合作，生产出大众桑塔纳轿车，给几十年以苏联车为主的中国轿车市场注入一股活水，那崭新的车身线型和极好的操控性开拓了国人眼界，各地都跃跃欲试。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更大手笔地进行战略调整，计划部署一些轿车生产基地，为此把大批专业力量向点上集中，重庆重型汽车厂的汽车研究所也在调动之列，500多名专业人员将被一锅端到济南。消息传来，我赶快拦截。中汽总的副老总先后来了两三位，找我谈，我就是不松口，后来总经理亲自来谈，我还是顶着，理由很说得过去：总理批准我们搞，我们得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对方最后只好放弃。

但这一来，重庆再无退路，重庆汽车非搞成不行。

那些做方案的因此更谨慎，经过一段时间酝酿考虑，相继拿出了方案。一个星期天，我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让各自谈方案。这个会从早上开到晚上，各种方案频爆亮点，但群星闪烁就是亮不到一块，一天下来，还没得具体结论。我说：“你们方案都很好，但几个方案都不能用，老话说‘九龙不治水’。我建议这事交给黄冶同志，让他先把几个方案消化了，合并成一个方案，我们再议。”并且明确今后就由黄冶主管全市汽车工业。

黄冶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责任心极强，而且具有搞理工科的人那种执著和缜密。被点将后，他在近两年时间内，利用出差或开会的间隙，到全国各汽车厂参观学习，把自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还不是那种勉强凑合的内行，他一度将汽车零部件包括每颗螺丝一一分解，分成10000多份，然后逐一分析哪些可以国产，哪些必须进口。真正懂了，他才知道了事情的艰难。

费尽周折   终究萌芽破土 

搞汽车，要想成大事，必须具备3个基础条件：资金、技术、人才。而当时重庆均没有，起码不在这上面占优势。尤其资金，那可是成亿的投入呀，靠市财政？想都莫想！

黄冶手头，其实是块烫手山芋。但他义无反顾，为了重庆工业振兴和重庆明天的繁荣。

他以自己的人品和诚信，换来了相关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一次就得到4000汽车散件的计划，结束了重庆汽车的“黑户口”历史。

为了筹钱，他去了石油部，那是他的老关系户。一天晚上，他坐在石油部总经济师周庆祖家沙发上，一张口就要数千万，并说“今天你不答应，我就在这里坐一夜”。一副志在必成的架势。

周庆祖是他老朋友，事前还曾劝他调到石油部工作，说从克拉玛依到东海油田，这一辈子由他驰骋。他回答说他爱重庆，愿在重庆干下去。周庆祖见他事业心强，更尊重他。第二天周庆祖找了石油部长，征得同意，借给重庆2000万美元外汇额度。以后又追加1000万美元。

以后黄冶还分别从5个地方筹来钱，每处都是数以千万元，就连西藏自治区政府，他也借来1000万人民币。最后一笔钱，是在日本五十铃公司社长飞山一郎陪同下，从日本三和银行得到的3000万美元授信额度。附加条件很简单，就是向三和银行的深圳分行存款，如此而已。三和银行显然是给了飞山一郎社长面子，因为飞山一郎社长一再说“黄冶先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其实三和银行不知道，飞山一郎社长一度并没把黄冶放眼里。

黄冶第一次带团去五十铃公司，就差点坐了冷板凳。对方接待人员客气地告诉他，飞山社长有急事要飞往欧洲，只能会见并宴请重庆客人，不同重庆谈业务。黄冶有些不快。专程而来，无功而返，搁谁心情也好不起来。

午宴前一刻钟，飞山社长露脸了。宾主相对而坐。稍作寒暄，飞山就直奔主题，也许他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黄冶，上来就问：“你有外汇吗？”

“有。”就一个字。黄冶明显感到对方的居高临下和咄咄逼人，但隐忍不发。

飞山又问：“你们政府同意吗？”

“有批文。”黄冶平静地回答。

这让飞山态度稍微缓和了些。他换个话题：“你们中汽总公司喜欢江西汽车公司，我同中汽总领导关系很好，要不要我帮忙说几句？”

黄冶委婉地挡回去：“不用了。国内事好办，自己可以解决。”

飞山直视着黄冶，抛出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你们过去购买了我们的技术，200万美元的入门费至今未交。”他指的是之前重庆同五十铃的一次交道。

黄冶告诉他，这事自己不知道，接着反回：“你们什么时候要？”尽管自己与这事无关，但他还是把责任接了过来，他要顾全大局。

飞山试着说年底如何？黄冶当即答复：“行。到时准还。”

飞山大出意外。开始对黄冶刮目相看。宴会后，他并没走，另选个地方留下黄冶单独谈。这次气氛明显不同了，飞山主动提到了合作。以后飞山开始同黄冶来往，但真正认同黄冶，那还是飞山来三峡那次。

那是1990年5月下旬，经过许多周折，飞山同重庆的关系已经越走越近，终于应重庆之邀，偕夫人来三峡游览。为了接待特殊客人，重庆作了充分准备，包下“神女”号游船，换了最好的驾引人员和服务人员，空船开到宜昌候迎。谁知恰恰就在这时，黄冶被诊断出脑瘤，并在市委和医生坚持下动了手术，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与飞山游三峡的档期撞了车。市里准备另派人陪飞山，黄冶坚持不允，他觉得临阵换将对今后不利。经过他再三争取，市委作了让步，但专门派主刀医生带上护士随行，以防万一。

飞山步上游船，见到伤口未愈却一脸笑意的黄冶，大为感动，此时他从心里认同了这位重情义、守信用的朋友。

就在这次航行途中，飞山明确表态，向重庆出让技术，价格由双方管事先生去谈。他们的要价低到出乎重庆人意料，连设备、模具在内，一共才170万美元。双方最后均大笑着走下游轮。

这一幕被历史定格，成了一个重要节点，重庆庆铃汽车公司从此萌芽破土，迅速崛起，为振兴重庆汽车工业，壮大城市经济实力，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文/廖伯康（原重庆市委书记）

原标题：汽车工业的艰难起步，摘自《廖伯康回忆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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